勒高夫在前引的《从天到地》的文章中指出，他们所追求的是“总体史”，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26）。这句话表明了当今“年鉴派”所要寻求的新的历史综合的方向。“总体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包罗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历史综合主要不是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横向上的综合，而应该是点与面的结合、专与广的结合。然而，这样的“总体史”的“结合点”是什么呢？当今“年鉴派”明确提出是“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人的意识，包含所有层次的人的意识，从理论、抽象思维到日常情绪、无意识心理过程等都在内。因为，不论是人的什么活动，不管是经济活动、政治行为、物质生产，还是文化创作、艺术构思、宗教信仰，乃至社会生活、各种机构组织等等，都离不开人的精神活动（意识和潜意识）。也就是说，人的活动的所有形式，人的一切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都同人的心理有关，同人的意识、同他对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同他的情绪有关。当今“年鉴派”特别强调，这里说的人的意识，不只是指那些成形的、明确表述出来的理论、思想、学说、主义。这些只是人的意识中的理性层次。在这个理性层次后面，隐藏着大量不成形的、很难口头表达的、流动的而又是稳固的可称为非理性的层次，如思维习惯、情感等。如果说，前一层次，那种系统化了的思想主要是属于思想精英的话，那么后一层次则往往反映出广大普通民众的意识，而这点往往是被历史学家忽视了的，总之，人的一切动机、人的社会行为的动因、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动机都经过他的意识（包括上述两个层次），并因而获得其特有的色彩。如果只研究人的活动本身，只研究政治事件、物质生产、文艺作品、组织机构，而不同时探讨隐藏在这些活动背后同时构成这些活动内在成因的人的意识，那在当今“年鉴派”看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整体化，而只能是不同领域的简单的汇总。不仅如此，这样做还会造成历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和用今人的观点去代替古人看法的危险。
    当今“年鉴派”改变了对古人关于周围事件的主观认识的态度。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强调客观研究，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自我意识不予注意。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任何时代的人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的看法都是有局限的，往往是不相符的，即所谓的“当局者迷”。因而今人要研究往事，他的认识和概念自然不能受古人认识界限的限制。问题在于，是不是因此就可以不研究古人的主观看法？没有这样的研究，能不能完整地、有血有肉地，乃至准确地再现过去，而不犯以今代古的现代化的毛病？因为今天的研究者的概念网络是由今天的世界构成的，与古人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距离今天越远就越是如此。因此，不了解古人的看法、概念，对过去的许多事情就无法真正理解，或者只能拿今天的看法去套。例如，在古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时期，人们把大量财宝、钱币埋藏在地底、沼泽底、甚至海底，即藏在那些他们在生前无法取出享用的地方。如何解释这些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行为？显然，光用今人的眼光，用经济原因是无法解释的。这就必须了解这些人对来世的看法，了解他们的下述想法，即认为这些珍宝体现了魔法的“威力”。又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喜欢在别的骑士面前焚毁自己的马厩，连同其中珍贵的马匹；或者在田野中播种钱币。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不符合近代人们的经济行为规范。但对封建上层要显示阔气的心理来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以上这些例子还是比较特殊的，其实在现实中，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同他本人的意识（广义的）有关，而每一个时代人们的意识，不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都是各不相同的。
    自然，要对不同时代人们的意识进行研究，尤其是对集体的、广大民众的意识，主要是非理性层次的意识进行研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无论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方面，还是在史料方面，都必须进行革新，原有的那些已完全不够用了。新一代“年鉴派”的重要贡献之一，恰恰在于他们最早对过去基本民众的意识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这同一般所说的思想史或意识形态史不同。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历史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的看法，这些看法是系统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理论色彩。对思想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也很重要。然而，这种系统化的思想对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往往是掌握不了的，模糊不清的。广大普通民众在日常活动中遵循的并不直接是哲学思想，而是根深蒂固的行为举止准则和思维习惯。这些准则往往是缺乏明确表述的，甚至是没有意识到的。“年鉴派”对广大民众的这些模糊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70—80年代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着作。这也就是人们一般称之为“心态史”的。“心态史”也是一个不很确切的概念，在“年鉴派”内部就有不同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流派。这些本文不可能涉及，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指出，即“年鉴派”对广大民众意识和心态的研究，不能都归之为“心态史”，或者说都用“心态史”来概括。勒高夫在前引文章中提到当前史学思想的发展时，指出至少可列出三个方向：1.精神生活史，它研究思维的社会习惯；2.心态史；3.价值取向史（27）。勒高夫说明，他这里说的史学思想是指在“年鉴派”和原先的思想史的基础上发展的，也即是限于研究人的意识的范围。这一节的标题，他就称之为《从思想史到价值取向史》。可见，勒高夫是把“心态史”列为这方面研究的方向之一，主要是研究心态领域中集体无意识的历史。还要简略地提一个问题，即“年鉴派”为重现广大民众的意识和心态，富有成效地运用了现代历史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我们应给予充分的注意，因为它同西方史学当前的发展和今后的趋势有密切的关系。简单说来，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同人文知识的精神方面的内容关系最直接的学科。它的任务之一是重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对世界的写照，从而构建生活在这一时代和文化中的人们的意识的内容，也即他们的主观现实，这个现实可以决定这些人对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的自我意识，还可决定该文化的风格和内容（28）。
    在当今“年鉴派”看来，正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助于进行总体性构建。勒高夫在70年代写道，“年鉴派”的历史人类学的着作“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29）。如果说，在70年代，勒高夫还只是用“也许”、“愿望”这样一些不肯定的词句，还不能明确说明实现新的历史综合的具体途径的话，那么到80年代末情况就不同了。在当今“年鉴派”看来，实现新的历史综合的途径之一就是把对过去的两种看法或两种写照进行综合，或者加以“平衡”。这两种看法一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过去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的看法；另一是过去人们本身具有的主观看法，这同样需要今天的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工作去重现。在过去人们的主观看法中，主要的正是那些没有明确表述的或不完全明确表述的广大民众对世界、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看法。这两种看法结合得越紧密，在通向历史综合的道路上迈出的新步伐也就越成功。勒高夫认为，“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吁请历史学家把两种类型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本身，2.另一种是当时人们对这现实的看法”（30）。何以把这两种看法或两种现实结合起来就能向历史综合迈进呢？看来，当今“年鉴派”新史学集中注意于研究人们的行为方式、心态、文化，也即历史现实中属于主观方面的、同意识有关的一切。不过这里的主观世界不是指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这种社会性的主观世界被看成是掌握整体历史的一种方法。原苏联多年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学者古列维奇这样解释道：“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特定社会的文化世界在这一社会中构成了某种整体性，——这就像是社会所有成员都必须呼吸的空气，所有成员都被包围着的那个看不见的、无所不容的氛围……因此，为了正确理解这些人们的行为，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行为，理解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就必须了解这个文化‘以太’的基本性质。”（31）这里的意思是说，通过对过去时代人们对周围世界、社会、行为、事件的看法的再现，尽可能整体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尽可能显示一个社会的整体性。然而，这些看法毕竟只是当时人们的主观看法，因此还必须把这些看法与今天历史学家通过客观分析对所研究对象得出的看法加以结合、“平衡”，这样才更接近于真实，才是向新的历史综合的迈进。然而，这一切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远不到最终定形和作结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这个新的认识论上的探索，密切注意其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宜过早地下结论，不切实际地加以抬高或贬低。勒高夫等人自己就曾强调不应把历史人类学方法、心态史绝对化，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历史解释的灵丹妙药，更不是唯一的药方。他们反对因而轻视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作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