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新的总体史学
    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史学的这次新变化并不是局部性的、枝节性的，而是涉及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转折性的变化。虽然现在作出结论，哪怕是预言性质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看来西方史学很有可能又开始经历一场跨世纪的重大的范型变化，正如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史学目前的变化是同它经历的危机以及寻找克服危机的途径密切相关的。关于这个问题，勒高夫在给原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出版的丛刊《奥德修斯》写的一篇文章中作了说明。他在《史学方法论危机》一节中写道：“20世纪末是建立史学新方法论的时候。上世纪末的实证主义，曾在分析文本的方法上给过我们如此多的东西，现在已彻底过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受到‘现实社会主义’时代教条主义的歪曲，正在我们眼前失去威力，尽管我们十分希望，马克思在摆脱掉他的后继者们败坏他学说声誉的那些臆造之后，依然是鼓舞当代人在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大师之一。计量史学，在过去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已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众所周知，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回到叙事史、事件史的尝试，但是叙事史、事件史早已丧失威信。”⑨勒高夫接着写道：“在‘年鉴派’轨道上发展的史学也不是没有变化。一方面，由于过去取得的成就，它似乎已经部分地耗尽了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它即使在今天依然能够很容易地驳回那些所谓它‘分裂’和‘碎化’历史的肤浅的指责。它在经历自己发展的转折阶段时，现在正在寻找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新的跨学科的联系，并力图为比较的总体史奠定基础。这一早为马克·布洛克勾勒过的方法，打算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应被视作‘总体史’、‘整体史’（générale）， 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universelle）。”⑩
    对勒高夫这段话本身的是非曲直，我们不拟多作评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中窥见西方史学的发展新趋势。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勒高夫强调的是史学方法论的危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建立史学新方法论的时候。这就说明，西方史学目前经历的危机和变化涉及方法论，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它必然会影响西方史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这点前面已经提及。这里要补充的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危机”，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严重困难、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意思，而是带有“成长中的危机”的意思。例如，布罗代尔就说过，危机是一种科学的正常状态：不感受到危机的科学，是处在停滞状态的科学（11）。
    第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勒高夫强调，所要建立的史学新方法论依旧离不开总体史，或者说西方史学新变化、新趋势的方向就是要建立新的总体史，为它奠定基础。他在这里又称之为比较的总体史。自然，重要的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思想本身。勒高夫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回到叙事史、事件史去，他更反对历史的“碎化”。新的总体史依旧必须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但在跨学科的联系和途径方面又必须有所创新。总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历史综合，建立新的总体史，这就是新一代“年鉴派”关于西方新史学今后发展总方向的思路和设想。抓住了这个总思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西方史学当前五花八门的变化中以及西方史家纷繁多样的实践和主张中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新的历史综合？通过哪些途径？怎样才能建立新的总体史？它有哪些特证？老实说，这些问题目前还很难明确回答清楚，因为事物本身还在发展之中，西方学者们也还在探索之中。下面，我们只能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围绕上述总思路，具体对两个问题作些分析，即，一、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社会）如何作新的综合；二、为进行新的探索，历史学本身在方法论上应有哪些变化。这两个问题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而且每个问题本身都是很复杂，都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勾出几笔，以尽量说明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
    我们从第二个问题谈起，因为勒高夫在上述那段话中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勒高夫提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计量史学现在都已程度不同地失去了威力。《年鉴》杂志1988年的编辑部文章还提到结构主义也是如此。这里，实证主义史学是“年鉴派”新史学从一诞生起便全力反对的，虽然它在西方史坛早已失去主流地位，但其影响却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都对“年鉴派”新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在，新一代“年鉴派”把这些不久前在西方史学研究中还普遍采用的方法论原则放在一起，认为它们都已失去信任，需要建立新的方法论，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所要建立的新方法论的趋向是什么。
    对今天的“年鉴派”来说，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别，却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至于对西方新史学影响巨大、而且本身往往构成新史学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彼此之间虽然也有差异，相同之处就更多了。它们都强调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规律、结构、系统功能、长时段过程等等。因此说原有的方法论原则在今天已不能满足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说今天研究的重点已经变了。现在强调的已不是，或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研究的重点也不是，或不仅仅是规律、结构、功能和过程了（12）。
    众所周知，“年鉴派”自诞生时起就打出反对史学对“三大偶像”崇拜的旗号。这“三大偶像”是政治事件史、“英雄”传记和叙述史。它们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统治着西方史坛，因此，打破这“三大偶像”的长期垄断是“年鉴派”的重大功绩。之后，“年鉴派”不仅大力提倡历史发展中的结构功能研究和系统分析，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和据此理论写成的皇皇巨着更是名闻遐迩。整个西方新史学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发展趋势。然而，物极必反。这类结构研究、过程分析在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却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人的”结构史与研究具体事体、活生生的人物传记、政治史之间的裂痕。西方史学向叙事史、政治史、人物传记的“回归”，以及研究重点从社会经济史向文化心态史的转移，并不是最近几年的事，而在70年代就已开始。然而，“年鉴派”在80年代末重提这个问题，其意义不在于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本身，而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上的变化，在于它们与史学范型的演变、历史发展趋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