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帝国收复意大利后，查士丁尼企图恢复皇权在意大利的集权统治。这里应该指出，当西罗马帝国由于内部危机加剧和蛮族的入侵而灭亡，从而封建因素急剧发展时，东部帝国却因隶农制的发展缓和了奴隶制的危机，农业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手工业依然兴盛，贸易也相当活跃，这就为拜占廷帝国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较为牢靠的经济基础。因此，拜占廷通过军事、外交等各种方式抵住了蛮族的入侵，延缓了向封建制转变的脚步。554年，拜占廷征服了意大利之后，查士丁尼颁布《国务诏书》决定在意大利恢复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在拉文那设立总督区，归还旧奴隶主的财产和特权，同时加强对罗马教会的控制。但是，在西罗马已灭亡80年的意大利随着整个西欧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居住在大地产内的旧奴隶主，由于庄园制经济形式的建立，以及农奴制的发展，其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力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政权。哥特战争中，他们支持拜占廷军队推翻了被视为异端的哥特人的统治（哥特人信仰基督教的阿利乌斯派）。然而，这些已开始封建化的大地主，并不甘愿重又置身于奴隶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意大利是拜占廷帝国的重要财政来源。由于埃及和叙利亚被阿拉伯人占领，使拜占廷帝国财政窘迫。它对意大利地区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意大利各个社会阶层因经济形态差异而与拜占廷皇权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领地内行使世俗领主权力的罗马教会，也不再甘作拜占廷皇帝的御用工具，失去已掌的权力，变成拜占廷皇帝控制下的一个大主教。另一方面，568年伦巴德人侵入意大利，建立了以军事首领为首的公爵领地，北部有特林特、弗里欧，南部有贝内文托、斯波勒陀（22）。伦巴德公爵领地的建立，削弱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加剧了意大利各种势力的分裂。罗马教会终于有了进一步扩大势力的可能。
    罗马教会的封建化拉开了与拜占廷帝国的距离。7世纪末，为了抵御外患， 希拉克略王朝实行军事集权制。利奥三世时期，为抵抗阿拉伯人强大的进攻，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集权制。皇权主要依靠能够抵御外敌的军事贵族，以大量的土地豢养他们，于是在帝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贵族阶层。同时，帝国还需要庞大的赋税收入以维持军费开支。教会和修道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并享有免除各种赋税的特权。这对于帝国增加税收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对于皇帝的集权统治也构成了现实威胁。727年， 利奥三世下令废除一切圣像崇拜，重申皇权在教会中的权威，废除僧侣和教士的免税权，进行户口调查，征收人头税。利奥的税收制度在意大利引起了强烈的不满，遭到以罗马教会为首的教士和僧侣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强烈反对。8世纪中叶， 罗马教会抛出了被后人证明是伪造的“君士坦丁的圣赐”。声称君士坦丁承认罗马教皇是圣彼得的代理人，具有和圣彼得同等的权力和财富。罗马教皇高于世上所有主教，把帝国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和统治权赠予教皇，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因为在那个由天上的皇帝建立的，由教士和基督教会首领掌权的国土上，不应该由世俗的皇帝来行使权力。”（23）以教皇的权威抵制皇帝在教会中的权威。利奥三世破坏圣像的基点是没收教会土地分给军士，并使教会成为帝国的重要税源。而罗马教会以“君士坦丁的圣赐”对抗皇权，是为了维护教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可以说，“君士坦丁的圣赐”是罗马教会摆脱拜占廷帝国的控制，在西欧建立权势的宣言。虽然在破坏圣像的斗争中，罗马教会失去了西西里、喀拉布里亚、阿浦利亚、基泰、那不勒斯的领地，但是，732年拜占廷皇家军队对罗马教会讨伐的失败， 则充分说明了拜占廷控制罗马教会已经无能为力了。
    虽然罗马教会已变成封建性的教会，有了独立的封建领地，但它必竟是教会封建地主，以宗教原因而占有土地，所以它的领地和权力是建筑在人们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上，与世俗权力机构有很大差异。它对人民的统治主要是在精神方面，还没有设立军队和警察等强制机关。它以宗教信仰获取经济利益，施加政治影响。因此，它需要借助于世俗政权的武装以得到保护，特别是受到异端或异教的武装进攻时尤其如此。罗马教会摆脱了拜占廷皇权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它的军事保护，势必要在西欧寻找新的世俗君主作盟友。法兰克与罗马教会有着相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利益，这是罗马教会能与法兰克结成联盟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法兰克皈依基督教后，它所属的教会从未做过传教工作，在教义教条方面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很容易在那里培植起罗马教会的权威。因此，719年格里高利二世派遣盎格鲁撒克逊僧侣包尼法修斯前往巴伐利西传教。722年、723年教皇两次致函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请求对包尼法修斯传教的支持和保护。包尼法修斯奉教皇之命而传教，他在法兰克建立的教会和修道院都服从圣彼得论的教会纲领。732年，教皇任命包尼法修斯为大主教和教皇使节，他的权限包括法兰克和弗里斯兰地区所有的教会组织（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