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德民族主义最早是由信德的印度教徒开始的。英国人征服信德后，信德的印度教徒摆脱了塔尔普尔王朝的统治。②他们感到，作为少数派，他们现在再也不必服从多数派的统治了。他们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独立自主的。于是，他们的商业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商业扩展到信德以外的地区。当时，英国正忙于征服亚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军事行动，而不是贸易。信德的印度教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在英国各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商馆，从而把买卖扩展到亚、非各国，直至美洲。信德的印度教商人由此获得了大量利润，并用这一财富发展了信德的城市。海德拉巴、舍加尔布尔、拉尔卡纳、米尔布尔哈斯和纳瓦布沙成为信德的现代文化城市。他们对教育及文化事业尤为重视，在城市里开办了学校和学院。因此，印度教徒在现代教育方面得到了发展，并接受了西方思想。
    财富和教育使他们在文明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进步在各城市中以图书馆、公园和公共俱乐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些社会福利工作，建立了医院和类似的机构，向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
    印度教商人的努力给信德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一场革命。从城市住宅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富有的、先进的阶级。他们在海德拉巴、拉尔卡纳和舍加尔布尔建造的房子，反映了他们的趣味和现代意识。清洁的道路使这些城市显得更加美丽。在短短的时间里，信德的印度教徒就发展了一种与次大陆其他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城市文化。
    教育和财富也提高了信德印度教妇女的社会地位。闺阃制度宣告结束，妇女们开始积极参加教育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当男人们到外国去做生意时，她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她们不仅在家庭事务中是独立自主的，在社会事务中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在英国人统治下，印度教徒觉醒了，并创造了一种城市文化。但是，远离城市、居住在偏僻乡村的穆斯林地主（柴明达尔③）和他们的佃农，既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也没有从城市文化中学到任何东西。穆斯林地主或者通过打猎等娱乐活动消磨时间，或者沉缅于鸦片烟。他们也很少有时间进城。其结果，城市与农村生活的这种差距使他们互相分离。尽管这种差距发生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和落后的乡下人之间，但宗教的不同却使其变成了宗教性的差别。在海德拉巴的一个叫希拉阿巴德的印度教徒居住区——当时一个时髦的居住区，下午5时后甚至不许穆斯林进入。
    问题十分明显，信德的印度教徒富有而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人数上却居于少数。他们自然希望支持信德民族主义，树立自己的特性，以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依仗自己的才干和力量，推动对信德的认同，并力图在信德民众中提起民族的话题，以维护自己在省内的控制地位，使多数人服从自己的意愿。
    为了使民族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固一些，他们对信德语的发展给予了最多的注意。只有通过语言使所有的人团结起来，才能维持宗教的距离。为此，印度教徒中的作家和文人不仅用信德语翻译，还用它来创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英语一信德语词典的出版。著名信德语诗人沙·拉蒂夫的《里萨罗》④经印度教学者格尔巴赫沙尼校订后出版。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和长、短篇小说作家，他们的创作发展了信德语。
    最大的成就是信德历史的编纂。他们特别注重于对信德古代史的研究，以寻找证据证明信德早在古代就十分伟大，而不是在穆斯林时代。为此目的，成立了信德历史学会，出版了一种季刊，发表有关信德历史的论文。该学会还搜集出版了分散于各处的有关信德的史料。
    正当信德的印度教徒极力支持信德民族主义运动时，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他们中多数属于地主阶级——起而反对，因为当时的信德民族主义不但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极力使他们处于落后的状况。因此，他们支持正在次大陆兴起和发展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参加了各种旨在维护次大陆穆斯林利益的运动。
    例如，信德的“乌拉玛”⑤积极参加了1915年发生的“绢书运动”。同样，他们也积极参加了“出奔运动”，许多信德家庭为支持这一运动而前往阿富汗。信德的“乌拉玛”和“贾吉尔达尔”政治家也参加了哈里发运动。当次大陆的穆斯林把乌尔都语同宗教一起当作穆斯林团结的象征时，信德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阶层也拥护乌尔都语。
    对当时信德受过教育的地主阶级来说，必须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以维护其利益，因为这能抵消印度教徒不断增长的政治与文化影响，打破其对城市文化的控制。因此，著名信德政治家G·M·赛义德屈从于穆斯林兄弟情谊，请求德里和勒克瑙的穆斯林到信德来，从印度教徒手中解救出自己的穆斯林兄弟。由此可见，信德的地主阶级向信德以外的人求援，以摆脱印度教徒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唤醒信德的贫苦佃农，给他们以教育，和他们一起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因为这样一来，就得改变信德的社会与经济结构，而北方邦的贾吉尔达尔阶级和他们是一致的。信德的地主很晚才明白，信德的印度教徒虽然和他们操同一种语言，但其剥削和北方邦及旁遮普的穆斯林兄弟在分治后继续进行的剥削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