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信德的地主仍未要求信德的佃农帮助自己，他们只想在原有的结构之内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唤醒人民来要求权利，就必须给人民以应得的权利。
    当穆斯林要求信德脱离孟买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分歧便公开化了。这一要求表明，信德的穆斯林正脱离印度教徒来考虑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还使次大陆的穆斯林政党介入此事，借助它们的帮助来推动信德脱离运动。他们以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名义推动这一运动，声称这有益于穆斯林。
    在这一运动期间，信德的印度教徒少数失去了国大党的支持，因为国大党是一个非教派主义政党，它在原则的基础上支持分离。因此，信德的印度教徒便孤立了，得不到次大陆任何一个政党的帮助。很明显，当穆斯林民族主义有利于信德的穆斯林贾吉尔达尔的利益时，他们便用它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放弃信德民族主义，因为当时信德民族主义恰好符合信德印度教徒的利益。
    信德是这样被合并于孟买的；信德于1843年被英国政府征服，4 年后被合并于孟买管区。按照达耳豪济勋爵的说法，如果旁遮普在信德之前被征服，信德无疑会被并入旁遮普。由于这一征服迟了，不得不从行政上把信德并入孟买。
    但这件事一开始就在英国管理层内引起了分歧。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坚决支持将信德并入旁遮普，理由是信德与旁遮普有许多相同之处，与旁遮普合并，信德能管理得更好。但是，柯曾勋爵于1903年未予批准，因为旁遮普本身已陷入困难之中，其财力连自己的需要都无法满足，更无力承担信德的财政负担。
    尽管柯曾勋爵不赞成，主张将信德合并于旁遮普的这些人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形使信德的印度教徒深为忧虑，他们反对这种合并，因为这会打击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便支持信德单独建省的主张。
    起初，信德的分离和单独建省有利于信德的印度教徒。西北铁路建成后，卡拉奇作为一个港口，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这是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唯一的港口。因此，在1924年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赞成信德分离。但是，自从穆斯林联盟将分离运动抓在自己手中以后，分离就成了一个教派问题。印度教徒感到分离将会产生危险，1928年来临时，他们便激烈地反对分离。
    当时，信德脱离孟买的问题已经成了次大陆政治中的一个教派问题，在信德穆斯林地主和印度教商人之间引起了冲突。印度教徒认为，在一个单独的省内，穆斯林地主将利用多数获取政治权力，进而取消印度教商人的商业活动，或不让其商业活动继续发展。表面上这是一个教派问题，实际上是穆斯林地主和印度教商人的利益在起作用。西蒙委员会（1927年）曾正确地指出：“这一要求的背后，既没有公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信德农民的赞同。支持它的是次大陆的穆斯林领袖。他们认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并与穆斯林占多数的俾路支斯坦、边境省和旁遮普毗邻的省份，在印度将成为反对印度教多数的强大阵线。”
    要知道，在信德的分离运动中，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一直站在前列。他们希望，在一个单独的省内，他们将在政府机构中获得更多的位置，拥有比以前更多的政治权力。在这些重要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有古拉姆·侯赛因爵士、希达叶都拉、沙纳瓦兹·布托爵士和M·A·柯罗。
    信德的印度教徒反对脱离孟买，理由是：在这一要求的背后，实际上是次大陆穆斯林的利益。他们想建立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对信德的穆斯林并无益处。印度教徒担心单独建省后会受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这些穆斯林多数将按照印度穆斯林领袖们的指示行事。信德保持至今的教派和平将宣告结束，教派冲突将从此开始，从而危及信德的发展。
    他们给副王写信，表示自己的担心，特别提到了他们的贡献。信中说：“数代以来，我们一直以自己的能力给政府带来益处。我们向政府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我们最早投身于教育界，使整个教育制度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我们参加了地方政府的工作，在信德第一次播下了公共生活的种子。我们不仅发展了国内贸易，还到了国外，以获得的利润使国家受益。是我们沟通了信德和印度各商业中心的联系。”
    因此，对于信德的印度教徒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信德省一独立，他们不仅会失去政治势力，商业上也会受到损失，因为信德的财政负担将导致更多的税收，税收的重负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另外一种危险是：随着选民人数的增长，他们在民选机构中的席位将减少。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分离的情况下，贾吉尔达尔的影响将大为增加，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农民和佃农赢得选举。获得政治权力后，他们将成为信德发展的障碍。因此，印度教徒要求从落后的贾吉尔达尔阶级手中解救出他们这一受过现代教育的、开明的阶层。
    他们申诉的理由是：“我们在信德占有27％的土地和13％的抵押土地，我们向政府缴纳了大部分税收。我们还缴纳了消费税，因为这是一种城市税收，而我们在城市里占多数，因而纳税人便是我们。同样，我们比穆斯林受到更多的教育。至于英语教育，我们比穆斯林要多8倍。我们的重要人物和穆斯林的一样多。”
    尽管印度教徒极力反对，信德还是在1939年脱离了孟买，获得了独立省份的地位。这不仅是多数对少数的胜利，而且是贾吉尔达尔对商人的胜利。乡村文化压倒了城市文化。因此，信德贾吉尔达尔的影响增加了。信德分离之后，这里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信德的贾吉尔达尔在次大陆的政治中更加积极。他们积极参加了巴基斯坦运动，因为这符合信德贾吉尔达尔的利益。摆脱印度教徒之后，可以重新占有自己抵押出去的土地。巴基斯坦独立后，印度教徒离开了信德，信德的政治完全为贾吉尔达尔所控制。此后，信德的政治一直在维护他们的利益。
    脱离孟买之后，信德的教派冲突开始了。结果，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距离更加扩大。当时，次大陆的政治形势是：国大党正在非宗教的、印度斯坦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但穆斯林联盟的基础是穆斯林民族主义。为了穆斯林联盟的发展与强大，必须在印度斯坦的穆斯林中发展穆斯林民族主义，将自己同印度教徒分开。为了团结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伊斯兰正处在危险中，如果穆斯林不团结起来，他们将被印度教徒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