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宫出土的木简来看，各地税物、贡物入库都附带有“荷札”，这种荷札是平城宫时代国库与官厅间的物品请求书，支给书，物品保管记录与帐簿，以及宫内库藏收纳管理的付札。（荷札大部分用木简或纸的文书卷轴，日本人称为荷札木简，正仓院中有少数物品付札。）这些木简印证了法令规定，“凡调物及地租杂税，皆明写应输物数，立牌坊里，使众庶同知”（20）。前引《赋役令》也都指出国库的纳进物亦必须写清楚纳税者的住所、户籍笔头者名，本人姓名、物品名、数量、年月日等，地方国郡盖有初验印章，以备国库出纳、检验、保管、追究责任等。如：
    （一）越前国丹生郡曾博乡户主牟仪都百足户口同广足调波奈佐久一□（斗）
    天平十七年四月十八日（21）
    （二）志摩国志摩郡伊杂乡□理里户主大伴部小昨调海藻六斤
    养老二年四月三日（22）
    （三）志摩国志摩郡和县乡御调海藻六斤四月十日（23）
    （四）志摩国志摩郡目加里户主{K5DA02.JPG}直大市户同□麻吕御调海藻廿□（斤）
    和铜六年六月四日（24）
    从这些贡进的“调”或“御调”的食品可知，均是进纳国库折变的调庸杂物。因此，赋物附带的荷札，正是为了国库管理制度的完善健全，与唐代赋调物品立签、验收题记相一致（25）。另外，从这些贡进荷札文字表明，当时从北部关东地方到南部九州一带，日本全土都有贡物、税物纳进中央国库，说明已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国库管理网络。
    《养老令》中还从律令角度反映了对国库管理的谨密。如“凡兵库、大藏院内，皆不得将火入，其守当入，须造食者于外造，余库藏准此”。“凡库藏门及院外四面，恒持仗防固，非司不得辄入，夜即分时检行”。“凡诸门及守当处，非正司来监察者，先勘合契，同听检校，不同执送本府”。“凡诸门出物，无牓者，一事以上并不得出，其牓中务省付卫府，门司勘校有欠乘者，随事推駮，别敕赐物不在此限”（26）。这些库藏守护、防火防盗，出库检验、勘合契膀，都和唐朝律令陈陈相因，甚至连奖罚国库官吏的《考课令》也与唐朝完全相同，“支度国用，明于勘勾，为主计之最。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主税之最。慎于暴晾，明于出纳，为兵库之最。监察不怠，出纳明密，为监物之最”（27）。这无疑都是直接吸取唐代国库制度后的总结、提炼和发展。
    四、国库司法制度。
    当时日本的法律，像天智天皇颁布的《近江律令》乃出自唐朝的《贞观律令》，天武天皇的《天武神令》是以《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三律为蓝本，文武天皇的《养老律令》（公元701年制定，翌年施行）取自《唐律疏义》， 元正天皇的《养老律令》（公元718—721年制定，757年施行）也是汇集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令。这些律令的制定过程，也是审时度势移植唐代国库法令的过程，是大化革新以来，政治、经济等方面经验的总结，表明日本封建中央的国库制度逐渐走向完善。从仁井田陞《唐令拾遗》附录的《日唐两令对照表》来看，两国的《仓库令》基本相同，从篇目次序到律令内容，都与唐律令浑然一体，如出一辙，只是有些简化罢了。如：“凡仓藏给用，皆承太政官符，具供奉所须，及要速须给，并诸国依式合给用，先用后申。具器物之属，以新易故者，若新物到，故物并送还所司，年终两司各以新故物计会，非理欠损者，征所由人。”其它如“入库长官监检”、“仓藏依令式供给”、“仓藏贮积杂物”、“仓藏文案孔目”、“欠失官物”等条，可说都是以不同的角度抄自唐律。特别像国库管理中很重要的度量衡制，“元明帝和铜六年（唐玄宗开元六年），改定度量权衡，颁布其法于天下。盖自此度量衡皆从唐制，而官私悉用大，但测晷景、合汤药则用小者”（28）。“官权衡度量，每年二月，诣大藏省，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国司，平校，然后听用也”（29）。所有这些，都是当时日本国库法式完备的具体表现，尽管日本律令每条内容在实际运用中不完全相同，但它受唐朝国库经济立法的绝对影响，是同条共贯，昭然可见。
    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这是奈良朝绚烂时期遗留至今的唯一库藏，这所历经一千二百余年的罕贵的实例，对了解天平时代中日文化经济交流与影响很有帮助，也是中日库藏比较研究中互作参证的最可珍视的旁证（30）。
    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日本各地寺院都有许多保存宝物、什物的库藏，其中最重要的、中心的仓库叫做正仓，这与唐朝称国家仓库为“正仓”、“正库”一样。东大寺的正仓现在仍保持着当时的原样，一般称之为正仓院，亦称东大寺正藏或东大寺三藏。正仓院并不是寺库，而是天皇的御宝库。因为库中收藏着八世纪中期逝世的圣武天皇使用的家具、物品、以及大佛开光仪式时使用的佛具等宝贵遗物，总数达一万多件。这些物品主要部分是圣武天皇死后，光明皇后供献佛前的御物，藉祈冥福。有《东大寺献物帐》五卷以及《药品帐》、《真蹟帐》等，为正仓院宝物原始入库的文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