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仓院受唐代国库制度的影响，可从三点反映出。
    （一）建筑形式。正仓院大约是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 年）大佛殿落成以后创建的，也正是熟悉建筑学的唐高僧鉴真到达奈良东大寺之时（31）。它由三个库房并连，左右用三角形木材横积而成，中间库房用木板建构。三间库房间共搭一个房盖，正面长33米，进深9.4米，总高14.24米，这种连接形式一般少有，库房地板用大木柱顶立距地面较多，即所谓“校仓式”（木柱屋）或称高床式建筑。这种干阑式木架之上建筑平台在我国唐代曾广泛实行，只是实物已经无存。现在云南森林山区仍存在。正仓院的“校仓”木基很高，床下2.72米，与奈良气候湿润有关，以利于物品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受唐代国库防潮措施的影响：“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皆须高燥之处安置”。因而，这是库藏科学建筑的表现。正仓院能保存长达十二世纪之久，建筑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二）管理制度。正仓院库房内部，均分上下二层，贮放各种物品（库内棚架是1880年架设的）。平时紧闭不开，每年仅十一月初旬，曝晾数日，称为“秋曝”。在曝晾时，临时在库外设梯升降，逾期撤去。正仓的启闭，必须经过天皇的批准，派遣敕使到此启封，曝晾毕，则将有天皇签署的“御书封条”贴在库门，任何人皆不得擅启，谓之“敕封”。每次曝晾完物品，有《某年某月某日曝凉使解》、《勘物使解》《杂财物实录》等有司从事曝晾或查点之记录，从这些文书考查物品移动搬换库位及出纳记载。帐纸具用白麻纸或五色麻纸，以利保存。现存有奈良时代末期桓武延历六年六月廿六日（公元787年）和延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公元793年）的“曝晾”纪录，这些珍贵的库藏曝晾记录说明，当时每年有一次定期暴晾，只不过暴晾时间为六月，不同于后来的十一月，或许是夏晾、秋曝各一次。《唐律疏义》卷一五：“其应暴凉之物，又须暴凉以时。若安置不如法，暴凉不以时，而致损败者，计所损败多少，坐赃论。”由此可知，这种“曝晾”制度也是受唐代之影响。
    （三）库存物品。正仓院库藏内藏物丰富，从衣冠服饰、武备农工、日常器用、玩好诸品，到佛具法物，无不赅备。共二十种、二百四十类、五千六百四十五件（32）。这些重要的珍贵藏品来源主要是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渡日僧、赴日唐使等从中国带去的隋唐产物，亦有西域、波斯等进贡唐朝流传过来的珍品和日本当时的仿唐制品，但以唐的舶来品为中心，其中许多物品精巧瑰丽，独具匠意，充分反映了唐代生产技术的高超和人民创造的结晶，这对日本文化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正仓院对中日两国库藏比较的研究价值，不能低估，正象日本学者所说的：正仓院位于宽广的唐文化圈的东端，可以说它是收藏连接东西欧亚大陆的贸易路——所谓“丝绸之路”的文明及文化精粹的“正仓”（33）。
    自八世纪初叶以后，在奈良王朝的盛景之下，已开始逐渐显露出中央集权制衰微的征兆。地方的国司、郡司和里长的豪强势力增长，动摇了中央国库收纳的基础。虽然朝廷一再重申国郡司褒贬条例：“积实仓库，贡进杂物，依限送纳，”但诸国所贡，“庸调支度等物，每月未纳”，“物漏民间，用乏官库”（34）。即使是贡进国库的调庸物，也是“诸国贡物，粗恶多不中用”，贡物规格品质达到滥秽不堪的程度。桓武天皇（公元737—806年）采取了压抑强豪、寺院势力，维护中央集权的果断措施，但更引起了国司、郡司的地方豪强反抗，他们烧毁储藏国家正税的仓库，以“神火”之名上报朝廷。中央也清楚失火原因，“正仓被烧，未必由神，何者？谱第之徒害傍人而相烧，监立之司避虚纳以放火”（35）。桓武天皇严惩国郡，规定凡正仓被烧，剥夺国司等公廨，以补火灾损失，郡司之责也不能赦免。至九世纪末，随着班田制销声匿迹，中央国库也濒临危机，“收纳之时，不运官库”，而“庄园”迅速发展，成书平安时代的《宇津保物语》记述大庄园主神南备种松竟建造仓库160栋，储藏绫、绵、丝、缣等物。这样，封建王朝年贡不断、国库盈溢的局面终于过去了。
    以上，对唐代国库制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作了纵观的考察，难免挂一漏万，但其主要史事已雄辩地证实了唐代国库制度对日本的影响至巨且深。考索的结论已鲜明得出：日本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的国库制度是全盘唐化的产物，当然它不是生吞活剥的移植硬套，因为中国皇帝制与日本天皇制在政权结构和性质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它是在其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为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要求，不露斧凿痕迹的有取有舍。在世界上，真难得寻找像中国唐代国库对日本库藏如此心心相印的影响，如此并驾齐驱的发达水平，正象木宫泰彦所说的：“日本中古的制度中，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但一翻开唐史，都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36）
    注释：
    ①《隋唐帝国的世界性》，见《史林》第二五卷一号，一九六九年，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一九七九年版。
    ②《日本书纪》卷一八，安闲二年五月，元年闰十月。
    ③见拙文《唐代的左藏，右藏与内藏》，《人文杂志》一九九○年第五期。
    ④《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四年十一月。
    ⑤《续日本纪》卷三三，《天宗高绍天皇》。《大日本史》卷一二三《吉备真备传》。
    ⑥⑨（15）（18）《令集解》卷三、卷四，职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