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来说，现代化过程经过初始即启动阶段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说明治体制的确立促成了日本现代化的顺利启动，那么这还只是一个相当表层的变化，只有经历了工业革命（1882-1907年），（14）日本社会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是工业革命开始了“国民经济急剧资本主义改造的历史性划期”。（15）
    首先，工业革命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虽然开始向现代性质的工业社会迈进，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产业活动还在依照传统的方式进行”，（16）即便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有限的现代工业中，绝大部分还被国家所垄断。日本的民间工业十分薄弱。1882年以后，明治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售官营企业，促使官营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同时加速民间商业高利贷资本向现代工业资本转化。这一政策的出台，大大刺激了日本私人办企业的热情，并由此掀起了日本工业革命的高潮。私人大办企业，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生成，而且以更大的恒力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刺激了日本整个工业的飞跃发展。工业革命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在劳动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增加到46％；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上升到50.2％，农业产值下降至49.8％，（17）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表明日本真正开始了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过渡，日本的经济重心开始由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
    其次，工业革命加速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自由而不受限制的流动，既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又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所有的传统社会均用“超经济”的力量控制人口流动，不许劳动力自由迁移。德川时代明文规定：“不事耕作，则一村遭难，所以擅自背井离乡，迁移它地，可谓违法之事。”然而，工业革命则需要“自由”的劳动力，需要劳动力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各种行政手段的束缚。对此，明治政府曾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不过，只有当工业革命发生需要大量产业人员时，方能真正加速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民也才有可能将他们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打发到城市去”。（18）
    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经济重心向城市的倾斜，又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农村依旧是国家的基础，也是权力的重心。工业革命则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日本开始了“从农业的和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工业的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持续的过渡时期。”（19）工业革命后，虽然日本的城市人口尚未达到全国人口的20％，但是，工业生产力的发达不仅造就了城市的相对富裕，而且使城市愈益成为新动力、新工具、新的组织形式以及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农村的领导地位在慢慢地消退，城市开始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
    再次，工业革命造就了一大批“新型公民”--资产阶级。日本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即便是明治维新，也“不是破坏旧社会的大变迁，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意味着统治阶级间势力的再分配。”（20）封建阶级仍然是新政权所依靠的“第一支柱”，（21）其社会成员的地位仍具有先赋性。然而，“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统治阶级的固定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22）工业革命育成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与过去决裂的动机”（23）的“新型公民”。他们挟着强劲的“革新者的个人意志和动机”，（24）投身于工业革命的热潮中。在追求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可是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仍然相信政府的官吏是可贵的，而民间实业家却是卑贱的。”（25）这种现实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巨大反差，促使日本资产阶级产生了更强烈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利益表达的要求，并“开始为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行斗争”。（26）早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他们就提出了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地方自治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到大正时代，期望政治体制变革的呼声更加高涨，正如有人描写的那样：“如今舆论之沸腾，二十年曾未见矣。”（27）
    最后，工业革命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幕府末期，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重压之下，日本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开始与世界市场发生了经济联系。然而，在日本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联系是狭窄的、片面的；只是被动输入，很少输出。工业革命的展开，则逐步改变了这种局面，日本开始与国际社会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一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由于国内资源极度匮乏，日本经济发展对贸易更具有双重的依赖性，即粮食及其它日用必需品、工业原料需要进口；为获取输入资金而出口工业品。1875年时，日本对外贸易的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为18.6％和30％；到1913年时，则分别增长至632.5％和729.5％。（28）二是对外资利用的不断增加。从明治初期到19世纪90 年代中期，日本为了防止受外国资本的控制，一直对外资的利用采取消极态度。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国内，（29）很少引进外资。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日本对待外资的政策逐渐从“排斥”转为积极吸收。到1914年，日本的外债（指国家外债）增至15.2亿日元，相当于同期日本全国公司资本增长额的38％。（30）与此同时，外国在日本银行和其它各种公司的投资也不断增加，许多日本大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等也都与外国有了合资经营项目。日本对外资的积极吸收，一是开辟了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二是更加深了日本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联系。
    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继而又衍生出一系列前所未遇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分配不均现象日趋严重。频频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各种对抗因素日见增多。
    上述情况表明，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使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甚至不同于明治初期的重大变化。
    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布莱克教授经过大量仔细的研究，将现代化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阶层权力的巩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变以及新的社会整合。（31）工业革命后日本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日本正步入进行社会变革的新的起点，即新的“转换期”（32）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