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转变时期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现代化启动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它需要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条件。（33）即是说，有些政策在现代化启动时期可能是成功的，或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经济与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新的变化则是不适应的，甚至会起反作用。因此，新的社会形势的发展，亟待要求日本政治体制的转型与之相配合，尤其是制度化的调适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产生划时代的大变革，实现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自主性过渡。
    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是固守既存的明治体制，还是寻找新的合理体制，当时日本似乎也开始“寻找新的目标”。（34）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目标选择是民主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及其政治代表强烈要求顺应趋势，寻求政治转型，期望日本的政治体制有根本性的变革。他们认为转型的“时机渐已成熟。第二次维新，将为人所好。”（35）他们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开放政策，优先考虑和平经济，奉行商工立国。可以说，工业革命后的日本又一次站在了“交叉路口”。
    三
    工业化势必导致新的社会变化，新的社会变化又必然要求现代政治具有“一种能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能力”（36）与有效调控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这是明治体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明治体制使日本的现代化启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毕竟是用来渡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37）甚至连当时参与建构明治体制的明哲政治家大久保利通也承认，随着社会的开明进步，日本的“君主擅自之体”“将来不可以固守之”（38）。在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面前，明治体制也确实明显地丧失了容纳新因素的适应能力和处理新的社会问题的调适能力，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处理显得“太僵硬和太不灵活”，（39）结果，造成了日本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诸如参与危机、合法性危机、社会整合危机，等等。从而，在新的社会形势面前，只有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才是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可靠保证。因为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具有如下功能：1.能够有效防止各种越权和侵权行为的发生；2.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够尊重更多人的利益，反映普遍人的要求；3.政府的决策能够保证相对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轻率性；4.最大限度地杜绝阴谋行为的发生；5.政治系列具有一种反馈调适功能，这种功能可能时常造成波动和变化，但也正由于此而不会积淀成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切均靠制度的良性运转加以调控，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从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虽然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原生型，起步早、动荡少，但其最初的政治体制也并非民主化程度极高，传统的结构仍占有重要地位。（40）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时曾经指出：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41）只是随着工业化的进步，西方国家才不断地实施调整和改革，适时地进行政治转型，诸如加强议会权力，扩大民主政治；实行现代文官制度，完善国家管理机构；触动上层利益集团，推行劳工社会保障体制；顺应国际形势，建立国际协调体制等。（42）正是由于这些调整和改革，西方国家才不断地朝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寻到了“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43）虽然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会影响日本现代化所选择的启动方式，但并不能改变日本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政治条件。有些学者在研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时，发现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所经历的变迁过程，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即现代化的发展，无论其起点有何不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步，都会循着相似的轨迹演进。或许这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4）所以，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日本必须对其政治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变其在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天皇专制体制，使政治体制朝着适应工业化进程的民主政治的方向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从实践上看，日本也确乎出现了实现民主化的要求以及初步的民主化进程，并演化出一些具有进步因素的现代政治结构，如1889年采用的宪法和议会制、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政党内阁制等。只可惜，这些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尝试并没有成长为足以促成政治根本转型的强大力量，相反，政治闭塞的状况日趋严重，“强权的势力遍及全国”。（45）在新的社会形势面前，明治体制暴露出重大的局限，并对日本政治转型构成了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思想基础的局限。明治维新前，日本堪称一个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的封建武士国家，极富征服的野心。幕末维新志士以吉田松阴为代表，其爱国主义就混杂着封建武士的侵略扩张思想。1855年，吉田松阴在狱中便提出要“蓄养国力”，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明治初期，当时的西方工业国家尚未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的罪恶形式，于是，日本传统的武家观念又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中寻到了新的生长点，与现代民族扩张主义结合，构成了明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明治伊始，新政府便宣称“继承列圣之宗业，先帝之遗志，内则安抚列藩万姓，外则耀国威于海外。”这种思想基础经过历史的积淀，终于形成了日本与国际社会的反抗心理，阻碍了与国际社会协调体制的建立。
    第二，基本国策的局限。在明治体制思想基础的规限下，加之明治天皇“喜好政治和军事”（46）的性格，从维新之日起，日本政府始终将军国主义发展目标置于一切政务之首，声称“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47）于是，日本“不惜牺牲一切”，将发展军事工业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这样，尽管日本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发展是‘颠倒的’和不均衡的。”（48）日本经济的“跛足型”发展，不仅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合理性发展，（49）而且孕含着日本民族的根本性隐忧，即推动了“日本更进一步沿着帝国主义道路前进”。（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