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史官是一种宗教官，他们负有记录先公先王世系的责任。此外史官还负责记录商王的行事、言论、和其他国家大事。《尚书》中的“盘庚”、“高宗日”、“西伯勘黎”、“微子”等，有些虽经后人加工润饰，但当有商代流传下来的原始材料作为依据。此外，史官们搞占卜、祭祀、书史，都需要对历法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国的史官一般都具有天象和历法的知识，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天文资料。司马迁父子就是如此。
    自西周建立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其中瞽史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们的说唱应当包含着比笔录更详尽的事实，他们补充了其他史官记录之不足，保存了我国古史之相对全貌。在西周，不仅王室有史官，且各诸侯国均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是史官们留下的各国历史记录。我国很早就有各种史官的设置，留下了丰富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同西方一样，在没有产生文字以前，我国亦流传着许多口耳相传的史诗和神话，后来孔子把那些史诗编纂删削成《诗》。随着也出现了不少记事记言性的政治文献，后人把它们编纂成《尚书》。《诗》也好，《尚书》也好，这些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史书。中国的真正的史书，还是由史官们编纂而成的。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编年史的雏形，它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它的“笔削”的手法所表达的是奴隶主政权的官方立场。《春秋》按照明确而连续的时间顺序罗列了我国春秋时期的大事，因此对我国的史学著作具有发端的意义。
    在《春秋》的影响和带动下，随之在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世纪），产生了重在史实叙述的《左传》，和古代史官所著的以记言形式为主的《国语》。《左传》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史书。
    跨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的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西汉，真正首次实现了大一统和较长久的安定。春秋、战国的纷争，秦国的暴政，使整个社会长时期不得安宁。秦王朝的很快灭亡，为汉代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此全面地总结封建国家的统一及其成败经验教训的历史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汉初新的统治者肩上。由于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对历史进行了认真总结，更由于汉初数十年间经济、文化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空前兴盛，使得产生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的条件趋于成熟。于是，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了。
    对比一下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产生以前各自社会和史学发展进程，我们又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
    1.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经过了无文字记载的口耳相传的时代，都走过了从口耳相传--纪事纪言--正式的史学的兴起这条道路。
    2.希罗多德也好，司马迁也好，他们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著作中都包含着前人的劳动成果。
    3.《历史》和《史记》都是在各自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作为保证，这些伟大著作是很难产生的。
    不同之处：
    1.中国的史学从它萌芽时代起，就依附于政治和政权建设，它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产物，并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司马迁本身就是史官，所以他写的《史记》同样也是为西汉的政治服务的。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他们从民间自发产生和发展，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也不受政权和政治的约束，是比较自由的史学。
    2.中国的史学是从史官开始的，它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随着国家和政权建设的兴衰而兴衰。所以中国的史学从一开始就有国家的支持，并一直有延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起码在希腊，希罗多德以前是没有这种基础和承袭关系的，他们的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史学家本人的奋斗和积累而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