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间的对立也很尖锐，为了保持垄断，争夺市场，相互反目为仇、兵戎相见的例子屡见不鲜。就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比萨等来说，因为都企图垄断东方贸易而互成宿敌。它们经常出兵袭击别人的商船，毁坏港口，杀人越货，结果两败俱伤(22)。在德国，像科隆这样的大城市虽然可以依仗实力而压迫中小城市，如1103年对列日市（比利时）强行征收高额关税之例(23)。但也常常遭到另一些较大城市的报复，如美因兹、特里尔等，在1491年前后就曾联合其他地区对科隆实行过经济封锁(24)。汉萨同盟本身就是一个垄断性极强的集团组织，当它同毛纺工商业都比较发达的弗兰德各城市发生冲突时，也动员过加盟城市共同排挤弗兰德商人，使得他们不仅无法到北海地区进行交易，有的时候在莱茵河航行也要受阻(25)。
    上述的这些矛盾无疑都对中世纪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对外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强了市民的自我意识，刺激了城市各项政策的成熟。而内在的矛盾却在不知不觉的发展中激化，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城市商工业的全面停滞与衰落。
    14世纪末以前， 城市内的矛盾集中反映在城市当局， 也就是城市门阀（Patriziat）与中下层市民之间的对立上。商人， 特别是富有的大商人们从自治运动开始就一直把持着城市的领导权力，他们垄断了议会，从政治上压迫一般市民，又从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两个方面控制和剥削手工业生产者。这一时期的城市政策，如税收、军事外交活动、市政建设等等，无一不是向着商人利益一边偏斜。对城市当局的暴政，中下层市民曾多次掀起反抗，也多次遭到残酷的镇压。
    手工业者的行会存福特成立之后，手工行业的力量渐渐壮大，对城市当局的不满也日益加深。一场手工业者暴动的狂风暴雨终于在14世纪席卷而来。在这100年中，先后在荷兰的乌得勒支（1304年）、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332年）、瑞士的苏黎世（1336年）、德国的美因兹（1332年）、纽伦堡（1348年）、法兰克福（1355年）、奥格斯堡（1368年）、科隆（1396年）等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业者的暴动(26)。这些暴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商人门阀在城市中的独裁统治，为中下层市民争得了一些权力。但暴动本身对生产带来的破坏也不可低估。例如，那些以出口纺织品为主的城市，从德国的南部到北部，从弗兰德地区到佛罗伦萨，都因此而生产锐减(27)。
    15、16世纪的对立双方主要是手工业主和一般生产者。由于14世纪时斗争的不彻底性，新成立的市议会仍掌握在新兴商人和有势力的业主手中。政治势力再加上行会的垄断性使一般生产者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与行会主在经济地位上的距离越拉越大，所受到的束缚也越来越多。比如，城市当局禁止一般手工业者向其他城市或地区迁移，不允许他们进行跨行业的生产和打破工作时间上的不合理限制，阻碍他们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等等。行会主们不是从扩大生产上去加强垄断，而是限制工人和生产机械数量，用子弟世袭的方法来垄断生产(28)。这样，手工业行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他们敌视新技术，不开发新产品，结果，中世纪城市的商工业出现了全面的停滞和倒退。
    马克思指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随着近代工业的到来，这些中世纪的行会最终“还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29)。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论断同样可以作为对中世纪商业垄断的结局的概括。因为随着新世纪的揭幕，现代国家诞生，商工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世纪的封锁经济政策成了国家进步的障碍。面对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手工工场生产的挑战，中世纪的城市越发陷于各种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城市的商业垄断让位于更加强大的国家垄断形式，近代的工商业、国际金融城市取代了中世纪城市。
    四、中世纪城市的衰落
    16世纪以来，西欧世界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开展，中世纪的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又发生了所谓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西欧的毛纺织品、新大陆的银钱和东方的物产之间的相互贸易形成了新的商业体系，国际规模的市场被开发出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一些国家诞生、成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长期陷入分裂与落后；等等。
    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里，中世纪的城市大都走上了衰落的道路。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衰落的程度、快慢也不同，但有一点，就是城市的自治权力的削弱，城市和行会的垄断被打破，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英、法这样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化，城市的独立性被约束于官僚机构的管辖之下，自治的色彩逐渐淡化。全国范围的商业流通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都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重商主义政策由上而下强力推行，扫清了各种特权垄断和行会的束缚，为国家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现象在英国比较缓和，因而早在13世纪，许多的手工业者就能够在农村活动。16世纪以后，为了摆脱城市禁制领域和手工业行会的束缚，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商工业者离开城市向农村移动，大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而这一行动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虽然城市和行会曾竭力阻挠农村工业的成长，但无论从产量和质量上来说，保守和陈旧的城市手工业都不能同手工工场的生产相比，因而其衰落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了(30)。大工业是与大商业相结合的，当国家权力介入到商业贸易之中以后，特权城市的商业垄断也就自然地分解和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