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舆论从“隔岸观火”到“煽动战争”
    日本的“战争舆论”问题，可以反映开战前日本民众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与态度。中日学界对此均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6)，但就日本媒体的“煽战舆论”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尚颇具争议，即，是清政府对义和团转为“召抚”政策导致了日本加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犯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清政府从“剿抚”转为“召抚”政策？日本庆应大学玉清井研究会所编《义和团事件与日本媒体》，在行文中将日本媒体要求出兵中国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政策(27)。这种观点典型地代表了部分日本学者借口近代西方文明的普世化紧要于民族主义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提供正当理由的做法。
    清政府确曾于6月16日在向协办大学士刚毅和甘肃提督董福祥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对义和团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以资“折冲御侮”，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的当日正式出台了“召集成团”、“借御外侮”政策(28)。但是，日本媒体实际上早在此前就已要求出兵中国，煽动侵华战争。
    义和团运动作为19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举起“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口号，最初的矛头指向的是西方传教士，并未发生直接针对日本人的行为。故日本大多媒体起初是以隔岸观火的心情进行报道的。当列强公使开始联合行动时，日本舆论发生变化。5月20日，列强召开第一次公使团会议，并向总理衙门发出要求镇压义和团的联合照会。23日，《中央新闻》虽仅将义和团视为针对基督教的“乌合之众”，却要求在其他列强派遣水兵上岸时日本也应“毫不踌躇地令鸟海号登陆”(29)。5月27日，列强公使团因义和团开始破坏北京周边铁道及车站而要挟总理衙门拟调遣卫队入京，28日，又进一步决定联合出兵。此后，日本舆论开始普遍宣扬“出兵征讨论”。31日，《国民新闻》要求日本增派军舰与列强共同行动，即：“苟有影响支那命运之事态发生，则与列国共同尽力保护普遍利益与和平，这既是我国的义务又是我国的权利。吾人切望当局与列国一样速令海军登陆，进而增派军舰，以充警备。”(30)6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呼吁道：“讨灭像义和团这样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即使从本国利益来看，也属帝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我国必须主动承担恢复秩序的职责……若需动武镇压，则帝国陆军当然应下定决心做好担此重任的准备。”(31)6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也以日本是东亚主人翁的姿态要求出兵以“致力于让愚民放弃攘夷的迷梦”(32)。12日，《时事新报》要求日本政府“速派陆军”(33)。
    以上事实表明，在清政府对义和团出台“借御外侮”政策之前，日本的主流媒体已在义和团乃“乌合之众”的认识基础上鼓动政府加入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实施侵华政策的幕后推手。故，不能将日本媒体的“煽战行为”仅归咎于清政府的政策“不当”。
    其实，左右日本媒体从“隔岸观火”转向“煽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而是日本自身的侵华野心与西方列强联合出兵中国的动向与政策。根本而言，日本媒体之所以宣扬“出兵征讨论”，一方面是出于趁火打劫的企图(34)，另一方面是出于乘机加入列强行伍、提高本国地位，并确保日本在华优势地位的意图。在出兵之初，日本媒体就基于“中国亡国观”而毫不怀疑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能力，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攫取更为有利的地位与权益以保持战后的均势问题。从军记者田冈岭云便在向中国出发的途中写道：“即便有围剿团匪之任务，也因其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足论矣。我军一出便可使之灰飞烟灭……重要的并非今天的义和团事件，而是由此引起的清国处分问题，我国能否与列国保持均势的问题。”(35)
    三、战争过程中所见的“变化”与“因循”
    日本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与甲午战争一样进行了“有意识、有系统”的对外宣传(36)，并派遣出大量从军记者，记录下了当时的中国见闻。日本参谋本部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也编辑了堪称日军“正史”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为考察日本在战争过程中对于义和团及当时中国的认识提供了官方资料。
    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官民的评价与甲午战时有所不同。甲午战时，日本看到中国的将士普遍以逃跑为事，百姓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漠不关心(37)。而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发现义和团与清军都比甲午战争时“勇敢”。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便向天津进发，在途经黑牛城、纪庄时遭到了来自义和团的英勇抵抗。参加过此次战役的广岛骑兵第五联队军曹藤村俊太郎，评价义和团的抵抗“出人意料的顽强”，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人多势众”，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为国而死，必定重生”的信仰(38)。清军及义和团在天津城之役中的抵抗也相当顽强，使得当日八国联军被牵制在城南门外数百米的大道上不得动弹，甚至连天津城门的侦查工作都无法进行(39)。入夜之后，八国联军不得不在战场上露营。从军记者堺利彦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联军从上午2时半出发，5时开始战斗，苦战半日却不得前进。及至午后，已不得不死守驻地……晚上，联军在敌人城墙下冒着子弹露营。士兵们经过整日苦战，身心疲惫，席泥而睡，仅靠挖好的战壕休息，在凄惨的月光下，忘掉了白天的酷暑，相互环视，满地都是受伤、战死的战友，横七竖八，数不胜数。”(40)日本参谋本部对天津城战役进行了如此评价：“官军及义和团顽强抵抗直至陷落，给列国军队带来重大损失，并使之陷入困境，着实出人意料。虽是敌人，也令人不胜感叹。此种抵抗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甲午战争中是未曾有过的。”(41)
    在整个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日本舆论界也都普遍认为中国军民表现出了甲午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英勇与顽强”。《东京朝日新闻》评价道：“由于甲午战争而被嗤笑为弱兵的清兵，在天津城防御战中是如何地勇敢，被联军伤亡之惨重所证明。”(42)《日本》新闻也如此评论：“吾人在数日的战斗中确认清兵不可辱。以甲午战时之清兵推测今日之清兵，是极大的错误。”(43)日本不仅看到了中国官民的英勇，而且有一部分人还认识到了中国民众与官方之间产生了同命运、共患难的“连带感”。7月29日，田川大吉郎在《报知新闻》上对此评价道：“在此前的甲午战争中，仅仅是官军在与日军作战，一般国民则认为事不关己。现在，他们从这种奇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44)这种能够看到中国国民对于“近代国家观念”之朦胧觉醒的观察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注意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大量积弊依然存在，而这些正是导致中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其一，武器装备落后，难敌八国联军的近代武器。义和团作战英勇，但军事装备落后，几乎没有近代武器。据日军调查，北京的义和团原本不下10万，“但此等团匪不过是乌合之众，既无枪支弹丸，又缺乏训练，其战斗力本不足论”(45)。清政府的官方防御设施亦不容乐观。日本从军记者在占领北京后发现堪称“铜墙铁壁”式建筑的北京城墙，防御设施却较为落后，“有数门速射炮”，却因管理不善而“锈上加锈”，有两、三门还是日本安政时期使用的旧炮，评价：“这若挡鸟还比较堪用，但用来抵挡联军精锐而新式的武器，则可谓无稽之谈。”(46)
    其二，清军纪律涣散，专业素质低下，尚未适应近代化作战体系与武器。甲午战争时，清军军纪涣散早已闻名于世。日本虽认为与甲午战争时相比“此次事变中支那军队在武器与训练上都有一些进步”(47)，但在首战的大沽战役中，日军便发现清军在武器运用上的落后性。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不惜重金在此咽喉要地装备先进的大炮，但守军并不熟练操作技能，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竟将火药露天放置，结果导致由敌人发射来的炮火引爆，加剧了自身的毁灭(48)。在北京城之战中，日军发现清朝并非缺乏先进武器，在其占领的东直门内的器械局里“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却被锁于仓库，并未应运。究其技术层面的原因在于清军尚未掌握新式速射炮本体与底座的结合方法，故这些速射炮“都只是结合了一半”，而“记载结合方法的书籍散乱了一地”(49)。
    其三，清政府所做的备战工作极不充分。日军发现“在城门特别是东直门、朝阳门的第一、二门中间的围墙内排列着大量的石灰壶”，这原本是当八国联军攻入死角时，用于从楼上往下扔掷的，“却尚未搬运到楼上”。而且，“在朝阳门到帝城之间的街道上还筑起了石灰山，却尚未装入壶内”，“在朝阳门、东直门附近的台枪、旧式炮、刀抢等旧式武器被扔得到处都是，但新式枪、炮等却依然收纳在城内的仓库中，而被我军占领，可见其防御准备是极不充分的”(50)。日本从军记者还发现北京城墙“草木丛生”，“枪眼毁坏，炮铳生锈”，感叹清政府“漫不经心、自甘堕落，着实令人惊讶！”(51)
    其四，部分高级官员与将领缺乏抵抗决心，仍以逃跑为事。日本官方及民间舆论虽都对义和团运动中清军与义和团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也注意到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高级官员、将领先行逃跑，即便是最高将领荣禄麾下的武卫中军主力也“在西华门内西什库附近，毫无抵抗联军之意”(52)。《读卖新闻》的从军记者永田新之允报道称：在天津城内“尽管仍有枪械弹药，尚有充足的物资决一死战”，最高官员与将领“却做出如此怯懦(逃跑)的行为”，评价其“尚未完全摆脱支那人的通病”(53)。部分官员的逃跑现象致使日本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进步是有限的，整体而言依然处于“甲午战争的延长线上”(54)。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既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的“因循”。当时“变化”虽比“因循”少，但国民精神与风气的“变化”，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潮流与方向。遗憾的是，日本被侵华贪欲所驱使，在“变化”与“因循”之间更看重了后者，依然固守“中国亡国观”。这种模式在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中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使其扭曲的对华观丧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