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义和团运动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
    列强占领北京后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波及于世界，尤其是对日本的对华观、自我观与对外战略均带来了深远影响。
    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外观与自我观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瓜分”政策。与此相反，日本却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国亡国观”。
    首先，日本在其“中国亡国观”中又增加了清朝“缺乏作为国家的资格与统治能力”的新判断。尚在开战阶段，日本媒体就纷纷宣称清政府丧失了统治能力。“亚洲主义”者陆羯南宣扬“已不能将北京朝廷视为一国政府……现在的北京朝廷已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55)。《国民新闻》也称：“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56)战争结束后，首相山县有朋在《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如此分析：“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57)以该种论调为契机，此后日本逐渐兴起“中国非国论”，用于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8)。
    其次，日本的“中国亡国观”在程度上也得到固化与升级。“中国亡国观”不仅是一种判断与认识，也是一种对华态度，包括对华政策取向在内。本就各怀鬼胎的列强在攻占北京后就对华政策问题产生分歧，英、美等列强倾向于“保全”中国以谋取经济利益，而有地利之便的俄国则倾向于以武力为后盾“瓜分”中国。日本国内就该问题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另一派则主张“分割中国”。宪政本党的创建者大隈重信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日、英、美等列强在华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故列强与其瓜分中国造成贸易壁垒，莫如联合“保全”中国，在“门户开放”的框架下共享在华利益(59)。该论调名为“保全”，且倡导“中日提携”，实际上是鉴于日本军事力量不足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武力争夺中获胜，而试图在形式上“保全中国”的完整，以在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凭借其接近中国的地缘优势与中日“同文同种”的文化背景主导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从中扩张日本的利权。政友会则倡导“中国分割论”。从宪政本党改宗加入政友会的尾崎行雄批判“中国保全论”称：“夫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如此软弱之国民到底不能独立。盖云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亦未不可，岂可拉此已亡之国而行保全者乎？”他认为宪政本党的“中国保全论”只不过是一种“欺瞒手段”，主张与其“欺瞒”，莫如直接标榜“中国分割论”(60)。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保全论”还是“中国分割论”，其对华态度皆无平等可言，二者均是在“日本文明”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中，将日本视为世界一大列强而在商讨对一个被列强任意践踏且终将走向灭亡的侵略对象的处置问题。与陆相桂太郎渊源颇深的《国民新闻》更是提出“象形蚯体”说，即：“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61)不得不说基于“中国亡国观”之上的“象形蚯体”说，其“理论结构”与此后日本实施的“肢解中国”政策如出一辙。
    再次，庚子事变后日本的对华观发生了整体而又彻底的逆转。吉野作造如是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62)日本对华观的全面逆转，必然使“中国亡国观”在范围上也得到拓展甚至是蔓延，从而使其成为此后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一大决策依据与社会基础。
    在自我观方面，日本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在中国问题上增加了相对于欧美列强的自信，这刺激了其“称霸亚洲”的野心。
    当近代世界连为一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我观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与对外观联动发展的。对于日本而言，卧榻之侧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其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参照物。甲午战后，日本虽确立了“东洋盟主观”(63)，但尚未形成“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庚子事变后，通过日军在八国联军中发挥的“中坚”作用，日本增强了相对于西方列强的自信，并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而且，由于事变过程中日本媒体一方面高唱日军纪律严明等“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却嘲弄其他列强的“非人道主义”，故日本民众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文明等领域也表现出对列强的自信。《中央新闻》报道称：“日本在军事上的进步已绝不落后于白种人，各种法制建设也不仅不劣于欧洲各国，甚至有许多更为进步之处。”(64)作为当时第一大党的政友会，其态度更显得有些狂妄：“当今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境地……日本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65)
    日本“自我观”的膨胀，刺激了其在“携欧侵亚”的战略框架下，要求在亚洲发挥列强之中坚的作用以遂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在媾和过程中，《大阪朝日新闻》已宣扬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进退皆为主人公”(66)。政友会的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设置了“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如是谈到：“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疾远非他国可比，况且开拓新殖民地常须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倍，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主人。”(67)可见，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确认了自身在列强竞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其称霸亚洲的野心随之膨胀。
    在对外战略方面，日本借助义和团运动在行动上首次真正地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战略。近代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文物制度上“脱儒习欧”、“脱亚从欧”，二是在对外战略上“脱亚入欧”、“携欧侵亚”。前者仅靠日本的自我意志便可实施，后者则须有西方列强的认可方能实现。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便在文物制度层面上实施该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近代化政策，至甲午战前其各项改革已卓有成效，但在对外战略层面上的“脱亚入欧”却远未能达成。这是由于此间列强在日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日本对列强尚处于修改不平等条约、追求国家独立的阶段，并无能力与资格与列强站在对等地位。甲午战后，日本通过对清战争的胜利确立了亚洲大国地位，并向列强展露了西方式的“文明”与“实力”，方得以与列强达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协议与意向，直至日俄战争彻底遂愿并成为世界大国。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间，正是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无资格与列强“平起平坐”逐步转向与列强“并驾齐驱”的过渡阶段。此间，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中，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了英国在福建“不割让”问题上的支持，为实现对英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68)。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由于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之规模空前，欧美列强苦于“鞭长莫及”，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日，这为日本与列强结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战略提供了大好时机。故曾倡导“中日提携、共御西辱”的日本不惜背信弃义，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在具体行动上首次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携欧侵亚”战略。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借口义和团运动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列强在华的原有均势，这在促使英国摆脱“光辉孤立”的传统外交政策的同时(69)，也为日本攀结世界首强提供了重要契机。日英两国正是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军事占领东北的局势中逐步建立了互信、互利关系，并于1902年缔结了针对俄国的战略同盟。1904年，日本更是借助日英同盟发动了日俄战争，攫取了成为引发十五年侵华战争之导火索的所谓“南满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