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麦克米伦是南非自由主义史学的美基人的话，他的学生德·基维是自由主义史学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甚至史学家贾斯维尔德也称他为“闪耀在南非史学天空中最灿烂的”。（24） 德·基维特1002年出生于荷兰：1902年出生于荷兰1903年即随父母来到南非。他在麦克米伦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后师从牛顿教授，在伦教大学完成了题为《英国殖民政策和南非诸共和国1848～1872年》的博士论文。他认为，对南非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对英国和其他殖民地的研究，如南非东部边疆政策的破产与英国在新西兰地位的动摇、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密切相关。南非问题也不能简单归于英国政府与阿非里卡人之间的冲突，因为黑人在南非局势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另一部著作《在南非的帝国因素》中，他继续研究1872年以后的英国对南非政策，并指出布尔人大迁徙和钻石矿的开采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要求，是保留地制度的根本原因。
    1937年，应牛津大学邀请，德·基维特开始撰写《南非社会经济史》，与前两部著作不同，他在此书中着重探讨了南非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互动作为19到20世纪南非史的主题。他特别研究了黑人如何逐渐成为白人统治的南非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南非史的主题是一个新社会的成长，在这个社会里，白人和黑人相互依存，被紧密地维系在一起。”（25）他的主要贡献是将金矿业的发展与黑人的贫困化联系在一起。这部著作成为极重要的南非史读本，从1941年到1968年多次重印。桑德斯认为，这本书流传最广，是“迄今南非史的最伟大的著作”。（26）德·基维特在晚年回忆中曾谈到，“在20年代初期，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将土著问题……变为一个可信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的重点，我是这群人中活下来的最后一位成员。这是一项孤独的、对于我们中有些人甚至是代价极高的事业。我们写出了将非洲人作为主体并将其置于南非社会恰当位置的历史。我们为这种展示非洲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条件的经济、社会观奠定了基础。”（27）这种自我评论是否中肯有待考查，但他师承麦克米伦，力图将黑人遭受的厄运与白人的扩张和南非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点不容置疑。他的研究角度之广、综合能力之强，在南非史学中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早期自由主义史学家还包括马瑞斯、沃克等人。马瑞斯是阿非里卡人，从小受着蒂尔等人著作的薰陶。麦克米伦的著作使他认识到南非种族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开普有色人种，1652～1937年》一书中考察了荷兰人来到南非后的历史，探讨了有色人种的起源。认为他们是四种人的混合产物：布须曼人（桑人）、霍顿督人（科伊人）、欧洲人和早期奴隶（其中包括东非人和亚洲人）。他从根本上否认了蒂尔等人认为有色人种低下的传统看法，指出从文明的标准看，有色人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差别，有些有色人甚至比一些欧洲人更加文明，“对他们的歧视不仅是因为他的贫穷，更是因为他们的肤色”。（28）他的其他著作也力图客观地分析南非各种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
    沃克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既有英帝国史学的倾向。有些观点（如对祖鲁人的扩张问题）又受蒂尔的影响，但综合来看，其自由主义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首先，他与麦克米伦和德·基维特等人关系密切。他曾多次对麦克米伦的学术帮助表示谢意；他既是德·基维特硕士论文的校外指导教师，又是让他撰写英国领地系列丛书南非史的推荐者。其次，他与麦克米伦和德·基维特在《剑桥英帝国史》第八卷（南非卷）的学术合作（三人各自撰写三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间学术观点的默契。再者，他对大迁徙的看法与麦克米伦的基本一致，他认为，尽管大迁徙是南非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它是导致南非各种冲突分裂的主要原因。由于布尔人将“边疆传统”引进内地，这次迁移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悲剧，是一次大灾难。沃克特别重视对“边疆传统”的研究，认为这是南非历史上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因素，甚至比资本这一因素更为重要。他在1928年发表的《南非史》多次再版，直至70年代仍为大学读本，对南非史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三）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史学是对殖民者史学的批判，是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他们力图给非洲黑人在历史上一席之地，强调非洲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合法生存权利。他们强烈地批判蒂尔等人对非洲民族的歧视和污蔑，也大胆揭露了阿非里卡人给非洲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殖民者史学简单地接受现实，认为南非社会存在着的不同种族定义明确、等级分明，白人天生就是征服者和统治者。自由主义史学对这个似乎不容置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一个种族主义的南非社会是如何形成的？麦克米伦的研究表明这个社会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解释了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政策的历史沿革。德·基维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对立的种族关系的实质：“一个世纪来，南非历史上最大的社会经济事实既不是黄金，也不是钻石，甚至也不是农业，而是对黑人劳动力的全盘依赖。”（29）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充满了道义的力量，他们认识到：“欧洲人的殖民过程不是一个启蒙土著的过程，也不是解放他们或使他们富裕的过程。欧洲人迅速扩张拼命占有土地，将整个土著民族变成了被法律统治着的被奴役的无产阶级，限制他们的自由而不是扩大他们的机会。”大概正是这种信义直言和对欧洲移民的大胆指责，麦克米伦和德·基维特后来都未能在南非久留。1932年，麦克米伦对赫尔佐格的《土著法案》和白人劳工政策极为不满，写信批评司法部长，最后不得不离开南非。尽管他离开了南非，他与南非政府的关系仍然影响着他的学术生涯。他曾申请担任《非洲概览》的编写工作，但伦敦政府方面的担心是“如果我们给他这份工作，我们将会受到南非联邦政府和所有东非定居者的反对”。（30）最后，这部“权威”著作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对非洲一无所知的海利勋爵。（31）德·基维特则因为与麦克米伦的关系而受到歧视，不得不一直留在美国。（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