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部落的起源和他们在大夏地区的出现至今尚属不解之谜。然而，依据苏联考古学家在苏联中亚地区，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即在古代属于大夏的领土上——所做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出前贵霜时代出现在大夏地区的游牧部落定居下来的某些情况。库尔干（Kurgan），尤其是比什肯特（Bishkent）河谷的墓葬发掘证明，大批游牧民——只是后来才定居下来，如考古发现所证实的那样——在公元前1千纪之末还生活在农耕区之外。依此，我们应确断游牧民对侵占农业绿洲并没有多大兴趣。我们还知道，这些游牧群体曾生活在阿姆河附近和大夏南、北部交界地带的主要通道之间。
    总的说来，这类资料表明了贵霜王朝形成之前大夏地区游牧民所起的政治作用，显示了他们与当地原有的定居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
    农耕区与游牧部落区历经若干世纪乃至数千年历程的同存共处与合作，是中亚及许多东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特色。属于那个时代的考古资料表明了公元前1千纪之前中亚南部农业绿洲的扩大， 这些资料证明了绿洲定居民与草原半游牧民之间存在着频繁交往。后来的文献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游牧民与定居农耕民之间既有冲突又相互交往的生动实例。
    是的，在两个世界间的关系史上也充满悲剧性的插曲——掠夺性的袭击、屠杀以及对物质、文化财富的破坏等等。但我们决不能忘记游牧部落与农耕部族互相接触所产生的许多有益的结果。他们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而变得更加丰富多采，他们相互交流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知识，这些接触往往把这些接触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政治发展推向新的进步历程。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回想到公元前1千纪的最初几个世纪， 中亚各主要农耕区内阶级社会的形成和首批国家体制出现就与草原游牧部落对这些地区强有力的渗透或“征服”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称“蛮族入侵南中亚时期”）。在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即已形成早期形式的国家体制的大夏的古代史中，即可发现上述情况。众所周知，那个时代正是伊朗东部塞种部落向帕米尔及印度边境地区扩张时期。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古属大夏）的新发掘表明，在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一些新到来的养畜部落的不同群体开始在这里定居，从图尔卡尔（Tulkhar ）和阿拉克陶（Araktau）墓葬遗址看，他们显然属于伊朗或印度—伊朗血统的人。所有这些过程显然有其内在的联系，成为古代社会及大夏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游牧部落在促进政治联合方面的作用在欧洲斯基泰的历史上表现得分外明显。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东方的游牧斯基泰人的冲击，黑海附近地区平原上的农业与游牧斯基泰人开始联系在一起。这一后来发展为斯基泰王国的联合，在世界古代史和苏联各民族历史上曾起过突出的作用。
    贵霜王国的形成过程与之类似。正是由于有着自身部落制生活传统和强有力的军事组织的游牧民的到来，促使这些广阔地区统一到一个政权之下。发生于公元前1千纪末的迁徙浪潮席卷了中央亚细亚和包括今阿富汗、 西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在内的地区，荡涤了希腊王朝动荡不安的领土，为贵霜帝国的建立准备了地域。
    游牧部落对贵霜文化有着相当大的贡献。从贵霜的许多艺术品中可以发现斯基泰—萨尔马特人（Scythian—Sarmatian）的传统； 通过中亚南部前贵霜及贵霜早期遗址中所出土的新证据，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泰斯基—萨尔马特人在贵霜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传统与中亚北部，甚至萨尔马特地区是相联系的。
    那些摧毁了希腊—大夏王国的部落联盟的构成与起源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至今仍模糊不清。但考古学家却为这令人感到目眩的问题投下了一丝亮光。现在，他们已倾向于支持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即认为来自中亚北部地区的部落对此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堪与那些因受匈奴所迫，由东方迁来的月氏、乌孙和塞种部落等量齐观。
    新铭文，尤其是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铭文的发现，使学者们对自贵霜及其后时代在大夏—吐火罗流行何种语言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意见。现在，多数学者同意W·B·亨宁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大夏语”是大夏地方的古代语言，在公元前2世纪游牧部落入侵前即久已存在。这一结论再次确认了土著居民在贵霜—大夏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新来的部落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土著居民仍是贵霜民族与文化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
    在游牧部落出现于大夏的同时，希腊统治者在亚洲腹心地区的权力亦土崩瓦解。后来，它又引发了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希腊统治的分崩离析。
    希腊贵族统治的湮灭决不意味着大夏及邻近地区国家机构和文化的倒退。大夏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至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时，已长期地失去了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为了争权夺利，谋求新的领土，好战的统治者彼此混战不已。如果仍把他们视作伟大的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者，那当然是错误的。相反，只是在充满纷争的希腊王朝被十分稳固的地方统治取代之后，这个传统才在亚洲腹心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弘扬。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希腊对前贵霜时期及早贵霜时期的影响。希腊文化与大夏当地文化的相互影响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希腊—大夏和贵霜王国时代，而最初的相互影响则要比此早得多。众所周知，早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即已有了希腊血统的移民，他们的拓居点也随之建立起来。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方政策和他旨在使东方诸民族与希腊人联合起来的努力，大夏曾起过特殊的作用。
    大夏文化中的希腊传统在贵霜时代被保存下来了并进一步吸收。“贵霜文字”当时曾广为流传。它源于希腊，被用来记录当地的大夏语言。正如中国、阿拉伯史料所记载的那样，直到穆斯林时代的初期，在大夏—吐火罗一带，人们还在使用这种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语言从事著述并将这样的书籍保存下来了。“贵霜文字”的出现是一件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情。除采用了希腊字母外，贵霜时代的大夏还在其他方面吸收了希腊的古典文化成就，其中包括希腊艺术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