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对佛教的接受，并非单纯地去翻译梵文佛经、背诵佛经，而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对它们加以解释，撰写经论。对佛教的这种创造性的态度，从大夏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大夏（后来扩及整个中亚）佛教寺庙在布局安排上所采用的规制并非摹仿前贵霜或早贵霜时期印度佛教圣殿，而是与近东、中东地区那些带有封闭性大殿、周围环绕有狭窄走廊的宗教建筑有相同的特色，卡拉古丘（Kara—tepe）的发掘可为典型。中亚佛教的地方性特色直到更晚近时期仍可见于塔吉克斯坦南部阿吉纳古丘（Adzhina—tepe）的佛庙遗址中。
    除了从印度传至大夏—吐火罗的佛教外，当地的宗教信仰与崇拜在贵霜时代仍在继续流行，这是有据可查的，贵霜钱币上就铸有当地的瓦赫什（Vakhsh）河河神奥赫绍（Okhsho）的形象；但学者们认为，从肖像学角度而言该神已与印度的湿婆混为一体了。
    贵霜时代，中亚地方性宗教信仰在吐火罗斯坦曾起过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是通过对墓葬遗址的发掘才得悉的。
    大夏—吐火罗派艺术在贵霜艺术的中亚地方传统的基础上日臻完善，对中亚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正是通过中亚，佛教文化才东渐至中国、日本和朝鲜。中亚考古的新发现表明，大夏—吐火罗的佛学家在进一步把他们的学说传往中亚和中国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史籍对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十数位来自大夏、粟特和安息的高僧都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他们著书立说，传译佛经。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中亚僧侣的到来，2～4世纪的中国对佛教不可能有所了解，此说是很有道理的。
    新的考古调查还告诉了我们中亚工匠在向亚洲及中国各族人民传播希腊—罗马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所起过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亚商人在向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地区推销远东丝绸及其他商品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亚与中国之间经常性的接触是在贵霜时代开始的，中国从中亚引进了不少植物，如苜蓿、葡萄，可能还有棉花。
    万里长城并没有阻挡远东各族人民以古代印度、中亚文明的成就来丰富自己的文化，正如同它未曾阻拦中亚、印度、地中海诸国人民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来丰富自己一样。许多文化成就曾被中亚的地方传统和文化加以改变。中亚成了近东和远东之间的联络枢纽。但它并非机械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传递给另一个民族，而是对其加以再创造，在这再创造的过程中，一种文化成就在被传递出去之前已被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以及对他国文化成就的了解，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丰富和文化的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以某种人为的壁垒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正是在贵霜时代，东方人民开始感受到文化的沟通和接触所带来的益处，这是以前所不可能体会到的。于是，他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开始建构包括大帝国内所有居民在内的文化共同体。这些文化接触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一种文化的地方传统、固有特点和民族同一性都保留下来了。
    地方倾向与派别的这些特征和独特性，在近期对印度、阿富汗、中亚、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大规模调查中显得尤为引人瞩目。我们现在已近乎揭开贵霜艺术之谜了。它的技艺，它的智慧和它的美妙情趣总是使我们叹为观止。
    数十年来，学者们对贵霜艺术的来源与特征一直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对于最早发现于犍陀罗的典型的贵霜艺术作品只有从以古罗马或其他传统形式来表现纯佛教内容的角度才能做出估价。发现于印度的秣菟罗（Mathura，今马图拉）的艺术品和出自巴基斯坦［坦叉始罗（Taxila，今塔克西拉）、布特喀喇（Butkara）］、阿富汗［贝格拉姆、哈达（Hadda）及最近在苏尔赫·科塔尔的发掘］、 苏联中亚地区艾尔塔姆（Airtam）和新近发掘的哈尔查扬（Khalchayan）、达尔韦尔津古丘（Dalverzin—tepe）遗址的发现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眼下还存在着的一种错觉：好像贵霜艺术的起源与特征同贵霜的起源与特征同样地复杂和变幻不定。D·施鲁姆伯格对苏尔赫·科塔尔的探察展现了伊朗和希腊—大夏影响对贵霜艺术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个观点现已由哈尔查扬和达尔韦尔津古丘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声称，不同的派别和倾向在贵霜艺术中是存在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保持各自特色的倾向也是存在的。最近几年来在阿富汗北部和苏联的中亚发现了不少大夏派艺术杰作，这一派的艺术就有着大夏地方特色。正是在大夏，贵霜艺术得以孕育和形成。后来，其他宗派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艺术。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贵霜时代的初期，即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前，当地的统治者就已经开始利用彩色泥塑来装饰宫殿和庙宇了。当时所用的材料和塑造的形象都是纯地方特色的，但其风格和表现象征性意义的手法却与希腊艺术不无关联。
    贵霜时期的大夏不仅吸收了希腊—罗马艺术的精华，而且也吸收了印度艺术传统的成分。苏联考古学家在捷尔梅兹附近发现的著名的艾尔塔姆浮雕即清楚地表明大夏人对希腊—罗马和印度的雕塑艺术是很熟悉的。从秣菟罗和其他地区古代印度艺术品上也可以发现贵霜时代的大夏，更广一点说，中亚乃至伊朗东部各族人民的艺术留在上面的烙印。
    对大夏及其他流派文化遗产的审视可以明察，中亚、阿富汗、伊朗和印度人民的地方文化对贵霜艺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贵霜艺术从形成之初便有机地将希腊—罗马艺术的优良传统吸收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