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3种历史文化成分——大夏自身的、 希腊的和游牧民的——和与之相邻的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各民族独特的、固有的传统相结合，产生了这种综合性的、独创性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现象。直到今天，贵霜世界的这些现象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仍显得那么神秘。
    强大的贵霜帝国东抵汉代中国，西接安息，它的出现将东半球原来断了联系的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联合为由4个大国组成的单一体系之中。自此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从不列颠群岛到太平洋沿岸的东半球所有的文明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罗马、安息、汉朝和贵霜四大帝国的直接统治或影响之下。这四大强国之间相互建立起密切的、多种形式的关系。在一则中国史料中，贵霜的统治者和罗马、中国的统治者一样，也被称作“天子”，正是这几位“天子”瓜分了整个世界。
    伟大的丝绸之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与外交通道，从中国穿过贵霜与安息的国土，伸向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也是在那个时代，航海者——较达·伽马早1千多年——已经常扬帆于印度洋上，驾驶着船只在埃及（当时被罗马人征服）和贵霜王国的出海口——西印度诸港之间穿行。有理由认为，后来具有重要意义的穿越从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到黑海以北古代东欧城市之间草原地带的道路也开通于同一时代。接着便出现了地中海国家、近东和中东、中亚、印度次大陆和远东人民之间的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接触，这种交往在贵霜时代的发展尤为突出。
    考古学家在基辅附近、埃塞俄比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罗马帝国的城市里都发现了贵霜钱币（在中国境内也有发现。——译者）；在印度西部和南部的城镇内出土有铸有奥古斯都（Augustus）、提比留（Tiberius）和其他罗马皇帝形象的钱币。在北方，贵霜钱币在乌拉尔山西部的卡马地区曾有所见，还有一件花刺子模银器在乌拉尔山脉东部重新面世。曾坐落于今日杜尚别的一座古代城镇的工匠们打制出带有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神像的盘子，而当时的罗马贵族则喜欢用购自印度商人的象牙雕像装饰自己的居室。在庞贝出土有贵霜时代的象牙制品，在贝格拉姆贵霜统治者的宫殿里发现了罗马的玻璃器皿。许多人都知道亚洲的密特拉神（Mithra）崇拜曾传到罗马帝国，以至不列颠；东方的丝绸和香料曾风靡于罗马；在近东、两河流域、印度、中亚和印度支那，罗马物品常有发现。
    罗马皇帝图拉真战胜达契亚人时，贵霜的使节曾参加在罗马城举行的庆典。罗马商人蒂希安曾东行至中国的西陲。所以，贵霜时期并非简单地维系着东西方之间以往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而是将历史一文化进程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传往古代世界的遐迩诸国，同时在将希腊—罗马和印度文化的成就转输给远东各族人民的过程中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首先是东突厥斯坦*2出土的粟特文古书信）表明，4世纪时， 在丝绸之路整个东段沿线上都留有粟特商人的足迹。当时他们已在中亚建立了拓居地，构筑了居民点，与许多不同的民族建立了商业的、文化的关系。堪与中亚、近东丝绸相媲美的粟特丝绸，后来也进入拜占庭和西欧，近来在欧洲教堂里发现的带有粟特文的丝绸证实了这一点。粟特语曾成为广阔区域内的国际交往通用语。俄国著名学者W ·巴托尔德将粟特人的活动与古代腓尼基人的文化活动相比照，可谓鞭辟入里。
    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的各族人民被纳入一个国家之后，不再患外国军队的入侵，相应地有了安全感，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日趋繁荣。城市在发展，城镇手工业也发达起来，商业日益兴盛，农耕手段得到改善。中亚的考古发掘表明，农业和水利灌溉方面的长足进步是贵霜时代的一大特色。
    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都在贵霜国和睦共处，是该时期的另一特色。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因于贵霜诸王，尤其是迦腻色迦、胡毗色迦所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以及不同民族与地域的各种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和平共处，从贵霜统治者发行的钱币上铸有众神像中也得到鲜明的证实。以迦腻色迦钱为例，我们从中发现了不少与印度、伊朗及希腊诸神有关的名号与形象，除象征正义的密特拉神和奥多克什（Ordokhsh）生育女神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强大的战神韦烈特拉格纳（Veretragna）、印度的湿婆和佛陀、还有赫利俄斯（太阳神）、塞勒涅（月神），甚至可以看到在古希腊时代的埃及广受崇拜的塞拉庇斯（六翼天使）的形象。
    贵霜诸神的混杂，既体现了这一庞大帝国的居民在民族与文化方面的异质性，也说明许多习俗与传统为整个帝国所共有并成熟起来，它们在互相结合、互相影响和互相丰富的过程中变得完美而精致。
    广而言之，这种宽容对整个帝国辽阔幅员内的文化发展和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允许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保持它们独特的风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既肯定贵霜文化、贵霜艺术的整体性，也承认地方民族派别与倾向的多样性的理由所在。
    各种各样的资料对贵霜帝国境内异彩纷呈的宗教体系与派别——佛教、耆那教、湿婆教、拜火教等等——的存在都有所反映。贵霜人不仅熟知很多地方性的宗教与部落神崇拜，对摩尼教很可能也是熟悉的。如此众多的宗教、哲学体系与倾向共存于同一个政治机构的框架内，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
    正是在贵霜时代，大乘佛教得到得天独厚的发展，并广泛传播到中亚、远东诸国。印度的文化和艺术也随之渗透到这些国家中。
    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和那些超出了本土、跨越国度而从发源地远播异土的宗教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极为引人兴趣的。一些大的宗教，如佛教，它所至之处并非就意味着那里的地方性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消失或被同化。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一个在本地宗教信仰与传统影响下，创造性地吸收新的东西和改变外来传统的过程。中亚佛教的历史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趣的重要的资料，尽管佛教在那里并不是一种占优势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