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新右派”是指这样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认同民主政治，但却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情绪，向往权威政治，力图借由所谓的“右派葛兰西主义”来反制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右派的知识霸权来取代左派的知识霸权”①，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影响社会，操纵国家发展方向。“历史修正主义”则是指“更改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早已获得普遍承认的历史观并借此对特定事件作出与当前历史科学定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或解说的种种试图”②，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历史编纂思想，它力图通过重新解说历史来为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服务。
    联邦德国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度受到左派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沉重打击，但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又重新崛起，至今仍相当活跃；虽未形成规模效应，但其用心叵测，不可小觑，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严肃批判。
    鉴于国内至今尚无专门研究，本文试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命题和政治意图，加以批判性综述，以便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
    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是有较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9-1974年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执政，经过美、英、法、苏等战胜国的“再教育”、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联邦德国法庭的纳粹罪行审讯、“费舍尔争论”、“68一代”对权威的反叛和“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批判反思纳粹历史为核心的“克服过去”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揭露纳粹罪行，承担历史责任，向受害者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终于在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中占据了上风，左派势力也在联邦德国主要政党、学校、教会和媒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逐步形成了一种坦诚对待本民族历史、勇于自我启蒙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并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民主派共识”，充分认识到纳粹主义是19世纪以来“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思想、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纯属种族意识形态妄想，毫无“理性内核”可言；对于纳粹罪行，即使并非“全体德意志人”也是大多数德意志人都负有责任。③尽管仍有个别人顽固坚持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观点，千方百计否认纳粹罪行，但已形影孤单，不得人心，其著作和言论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封杀。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落实和较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生活参与也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度；无论是联盟党的“融入西方”政策，还是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政策，都得到了普遍拥护。
    然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否定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政治正确”的强调则为历史编纂设置了一些禁区：德国人对自身在二战中经历的苦难不可言说，其民族情感无法表露，爱国主义难以伸张。联邦德国几乎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④，其国际地位也显得萎靡不振。而由“石油危机”、经济滑坡、失业增加、改革停滞、“红色旅”恐怖袭击和东西方军备竞赛加剧等因素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紊乱，又使国内民众怨言鼎沸，情绪低落。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加强社会团结，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德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开始强调德意志历史中的积极方面，推行以弘扬德意志民族优秀传统、使德国摆脱因为纳粹主义、战争和战败而背负沉重历史负担的困境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尤其在1982年以赫尔穆特·科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之后，终结对纳粹时期的历史政治争论，实现“精神和道德转折”，引导年轻一代德国人以国家为傲而不是以之为耻的行动准则，成为了一项重要国策。⑤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以“新右派”自诩或被评论家称作“新右派”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开始活跃起来，一系列从民族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解说德国历史，特别是纳粹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犹主义和种族大屠杀历史的著作纷纷出笼，历史修正主义风行一时。
    埃尔兰根大学历史教授赫尔穆特·迪瓦尔特可谓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最早代表⑥，他在1978年出版《德意志人的历史》⑦一书，声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是“现代最恐怖的事件之一”，但却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了，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剥夺一个民族的生存资格”。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亡现象，主要因为那里关押的都是丧失了劳动能力者。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最初并非蓄意谋杀，而是要将犹太人迁移和驱逐到德国东部地区。就连纳粹党卫队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本人也希望降低死亡率。⑧迪瓦尔特虽然没有否认纳粹罪行，但却极力低估和淡化这一罪行。
    1983年，迪瓦尔特又出版了《勇敢面对历史》⑨一书，指责左派历史学家对科学伦理的背叛，声称他们不是在写“真正的历史”，也不是要从个人角度克服他们自己的过去，而是在“肢解中小学和大学里的历史课”，彻底抹杀“本民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⑩
    年老且以“保守主义分子”自我标榜的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霍伊斯则在1984年出版了《失灵与灾难》(11)一书，声称希特勒的选举者和追随者原本是“毫无政治意图”的，他们仅仅是“一群受情绪、希望和期望驱使的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并无定见，而是像流沙一样随风奔走”。(12)纳粹政权的建立是德国历史连续性的中断，纯属偶然现象。(13)不仅如此，霍伊斯还将纳粹罪行归咎于希特勒个人，认为无论是征服和灭绝战争还是种族屠杀，都没有得到大多数德意志民众的支持，甚至也没有得到纳粹党大多数追随者和成员的支持，所有罪行都是由位于整个体制最顶端的极不负责、极凶残、极疯狂的一个“外国人”犯下的。(14)这是一种与左派“社会结构论”大相径庭种的解说，其目的显然是为德国人推卸“集体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