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一贯坚持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政治史观，专注德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和军事史。1986年春天，他出版《两种毁灭——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和欧洲犹太文化的终结》(15)一书，特别针对纳粹德国的东方战争发表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在希尔格鲁伯看来，英、美、苏等国在未获悉纳粹分子大屠杀暴行之前，就有摧毁普鲁士和分裂德国的意图了。东欧各国大规模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也不是对纳粹罪行的反应，而是与盟国早就策划好并在战争期间有机会加以实施的计划完全一致的。“普遍流行的认为德意志国家分裂是纳粹罪行应得的报应”、盟国仅仅以推翻“邪恶的独裁者”为目标的观点，纯属谎言。(16)
    希尔格鲁伯还提出了今日历史学家应当从何种视角观察和描述历史事件的问题。他说：与希特勒保持一致的视角是“不可能的”，采用苏联红军的视角是“不可想象的”，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当时在东方作战的德国军队和遭到盟国驱逐的德意志流亡者的视角。据此，希尔格鲁伯肯定国防军为保护东部德意志人免遭苏联红军“报复”、协助他们逃亡西方而付出的努力，完全排除了“毁灭战争中的道德”的问题。(17)
    1985年5月8日，在联邦德国众议院举行的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会上，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将1945年5月8日这一天称作全体德国人的“解放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暴行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自己遭遇的不幸与这个日子联系在一起，而是应该与希特勒篡夺国家政权的1933年1月30日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仇恨战胜国，而是应该仇恨罪恶的纳粹统治。这一表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但在希尔格鲁伯看来，“解放”概念只适合于那些被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解救出来的纳粹政体的受害者，并不适合所有德意志人。(18)
    希尔格鲁伯承认屠杀犹太人为纳粹分子的罪行，肯定这一大屠杀是欧洲犹太人遭遇的一场大灾难。但是，他也把盟国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驱逐和对德意志国家的肢解看作德意志人的灾难，并且认为当时在欧洲普遍实施的强制迁移与群体惩罚政策，是导致这两场灾难产生的共同历史语境。(19)通过这一类比，纳粹罪行就被彻底相对化了。
    对于许多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不啻一位“精神领袖”和“教父”，他不仅对纳粹历史进行了修正主义阐释，而且还为将纳粹罪行“相对化”提供了多种“理论方法论”依据。(20)
    早在1979年，诺尔特就声称，奥斯维辛不是“种族仇恨”的结果，而是“反共产主义的极端暴力”。在世人获悉奥斯维辛内幕之前，希特勒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敌人意图毁灭德国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21)1980年，诺尔特又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指出，对于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应当只听受害者一面之词，不能只从胜利者的角度考察和写作历史”(22)。而在其1986年6月6日发表的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23)的文章中，诺尔特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主张。按照他的说法，二战与纳粹德国已经过去40年了，但仍未有人放弃追究，纳粹历史因此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而它之所以不愿过去，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们难以忘却“数百万人被成群成批地毁灭这一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行动”。然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罪责”的言论类似于纳粹宣传当局宣扬的“犹太人罪责”说，先前流行的“非白即黑观点”遮蔽了其他人的罪行。实际上，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也是牺牲品，而在波兰的纳粹受害者当中也存在着“富有传染性的反犹主义”情绪。除了动用毒气这一点，纳粹分子的所有犯罪手段此前都有人使用过了。虽然不能通过比较为纳粹分子的大屠杀进行辩护，但绝不应当对其他类似的大屠杀视而不见。更进一步说，斯大林的古拉格(24)建于奥斯威辛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阶级屠杀”是纳粹分子“种族屠杀”的一个逻辑的和事实的前奏；纳粹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回应”，并且产生于对后者的恐惧。(25)诺尔特从现象学角度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构造了一种“因果关系”，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始作俑者”和起推动作用的样板，不仅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了，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其严重性。
    1987年，诺尔特发表《1917-1945年欧洲内战——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26)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关于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观点。诺尔特声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世界观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对十月革命挑战的“过度反应”，后者则以其“阶级屠杀”和自1918年开始设立的集中营开辟了“先例”。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挑战和回应、原创和复制、适应和过分适应的关系。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在布尔什维主义中既看到了一种“恐怖景象”又看到了一个“样板”(Vorbild)，而在这种“恐怖景象”中又有“真实内核”。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完全出自一种防卫意识，是为了对抗具体威胁的，犹如一种“正当防卫”。(27)
    至于1941-1945年纳粹德国的反苏战争，则被解释为纳粹分子抵御他们一直担心发生的苏联反德战争的“预防性防卫措施”。诺尔特一如既往地声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希特勒的感受和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在这方面，他与许多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同时代人别无二致，而“这些感受和恐惧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部分也是容易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合理的”。(28)
    诺尔特认为，当今时代没有理由猜测还会出现一个新希特勒和/或一种新奥斯维辛，对于重蹈覆辙的担忧纯属无的放矢，“人民教育”纯属多余，现在是该放手大胆行动的时候了，应当对纳粹主义过去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而纳粹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俄国革命中赢得其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关系。(29)从纳粹主义主要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度反应”的看法出发，诺尔特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比纳粹主义的恐怖“更原始”，甚至是一切罪恶的渊薮。(30)在这里，诺尔特的反共思想及其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同情理解”昭然若揭。
    身为50后的历史学家兼时事评论家赖讷·齐特尔曼借鉴诺尔特的论证方式，力图从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自我理解中探寻其行为动机，说明其行为依据。他在1987年出版的《希特勒——一个革命者的自我理解》(31)一书中，声称纳粹政权的社会政策并非纯属安抚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宣传，恰恰相反，希特勒真心实意地要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消除阶级斗争，实现机会平等和社会动员。他不以为自己属于右派，而是相信自己是一位“社会革命家”。而在齐特尔曼看来，希特勒一方面是一个反革命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革命者。这两种身份看似矛盾，但在希特勒这个“非凡人物”身上却都有体现。(32)
    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齐特尔曼则作了如下解说：如果把现代化与政治民主结合在一起，那么纳粹主义就纯属一种“非现代的，甚至是反现代的现象”。但是，如果不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也不仅仅“用科学技术的效率提高”来定义现代化概念，而是同时考虑到“社会参与”方面的情况的话，那么，纳粹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具有“位居当时时代最高点”意义上的现代性。(33)鉴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历史现象的存在，齐特尔曼建议对“乐观主义的、常规性的进步和现代化概念”加以彻底改造，放弃将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做法。纳粹主义自身包含有“进步”和“野蛮”双重性，作为德国现代化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纳粹时代并未阻止而是推动了德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34)齐特尔曼的用心显而易见，他试图通过修正现代化概念来否定左派的“现代化崇拜”，通过突出纳粹主义的“现代化效益”来为纳粹主义辩护。
    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联邦德国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见微知著，迎头痛击，不仅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其论述的错误和缺点，而且还严厉谴责了其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的倾向。左派坚决强调奥斯维辛是“理解的边界”，纳粹罪行的“唯一性”不容动摇，德国人的战争罪责不容怀疑，决不允许任何以“历史化”为借口，“排除”、“低估”、“抵消”、“理解”罪责甚至为之进行辩护的做法。左派还把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实行议会民主制，看作联邦德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反对新右派进行民族宣传，实现民族“正常化”的努力。(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