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林看来，希特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是反犹主义者了，反犹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希特勒不顾任何政治局势变化、以高度的自觉性并且始终不渝地加以拥护的观念，特别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牵线人”看作对他本人也归属的那个团体的实际威胁。在希特勒的思想和行动中，对“共产主义革命威胁”的恐惧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希特勒很有可能把他的运动看作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全面抵抗，是对这一意识形态承载组织的战略防御。(53)
    在一种与希特勒1933年之前主观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意义上，西林承认诺尔特是完全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主要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希特勒有意无意地作出了强烈的主观反应，而这一反应与德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应完全一致，即使后一种反应不像前一种反应那么激进。德国屠杀犹太人是一种“防御性措施”。西林反复强调，他不否认纳粹时代的黑暗和犯罪，他只是要使纳粹主义历史化、客观化。(54)
    斯图加特—霍亨海姆大学政治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克劳斯·霍尔农也支持诺尔特的“欧洲内战”命题，并在其1993年出版的《极权主义时代——20世纪总结》(55)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从“雅各宾派专政”经卡尔马克思和“共产党人的弥赛亚主义”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暴政”的历史，把“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看作其“对立者和仿效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解释为“两个政党国家的对峙”和两个进攻者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强调斯大林对于二战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56)
    下萨克森州南部诺特海姆一文科中学的历史教师卡尔海因茨·魏斯曼则在1995年出版《通往覆灭之路》(57)一书，援引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马丁·布洛查特提出的“历史化”要求，对1933-1945年的德国历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描述。他声称纳粹德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众生活欣欣向荣；希特勒成功地消除了政治动荡局面，使经济从低谷中重新发展起来；数百万失业者突然间获得了一种正常收入，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今日历史学家也深感惊诧。尽管如此，当时的德国人并不都是狂热的希特勒支持者，对于纳粹分子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行动更是很少参与。与之相反，苏联红军和东欧各国政府的“暴行”却给德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德国东部居民遭到大规模驱逐，德国若干文化中心被盟国的轰炸战争毁于一旦。
    此书原为迪特尔·格罗主编的多卷本“普罗皮莱恩德国史”之一部，尚未出版就因作者的政治倾向而受到舆论批评。编委会遂发表声明，表示与此书保持距离，格罗还拒绝在该卷上署名。(58)迫于压力，出版社从市面上收回了此书；1997年，由赫尔比希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
    对于英、美空军在二战末期对德国城市实施的“战略轰炸”，联邦德国史学家一向忌讳莫深，对其残酷性更鲜有锋芒毕露的揭露，特别是在早年东西方冷战的局势下，很少有人敢冒破坏与西方大国友好关系之风险，直言英、美空军“滥杀”无辜平民、损毁历史文化遗迹的“罪行”。
    2002年11月，柏林非职业历史学家和自由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59)一书，详细叙述了“英国和美国针对德国城市系统计划和实施的灭绝性战役”，力图推翻盟国无害论，“将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恐怖景象嵌入年轻一代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60)。
    弗里德里希以“个人是如何经历大轰炸以及他是如何加工整理这些经历的”问题为主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大轰炸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也经常使用“屠杀平民”、“蒙古人的毁灭性风暴”以及作为对盟军轰炸机飞行员的描写的“行动队”、作为对德国人躲避轰炸的地窖的描写的“火化炉”等词语来描写大轰炸，从语义学上把大轰炸与大屠杀等同起来了，把纳粹罪行与盟国的“罪行”相提并论。弗里德里希还声称希特勒和纳粹党要让犹太人为大轰炸赎罪，暗示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联系起来，强调英美空军对文化事业的摧残。按照他的说法，盟军对于德国城市的轰炸至晚自1944年起就毫无军事意义而纯属“报复性残害”了。它们所沿袭的主要是“蔑视人性”的军事教条。(61)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言论，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坚持斗争，但其调门却大大降低了。对于联邦德国的大多数左派来说，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不啻为沉重打击。他们原本就很少省思“国家”的价值与意义，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与新右派的对抗过程中，更放弃了国家统一的目标，声称德国的分裂是对纳粹罪行的合理惩罚，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他们也大都认同反法西斯主义理论，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反对将纳粹政体与斯大林体制混为一谈。(62)然而，事态的发展与这些论断完全相反，致使左派的解释权和道德自信一落千丈。在此情形之下，部分人改变立场，进行“反面窥视”，指出因为希特勒的滔天罪行而坚持德国双重国家性的观点是“联邦德国左派的人生谎言”(63)，还有不少人开始认同国家及其“生存特权”并为新孤立主义摇旗呐喊，认为既然“永久和平”的普世梦想已经幻灭，如今的上上之策就是自扫门前雪，保护自己国家的疆界与利益。(64)
    在1996年围绕丹尼尔·格德哈根著《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65)一书展开的史学争论中，左派学者同右派学者一样对屠犹是一种德国的“民族方案”、德意志人“灭绝性反犹主义”开辟了通往奥斯维辛之路的命题持批判态度。(66)左派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尔从坚决否定诺尔特的解说开始转变为部分接受，认为只有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说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67)对于约尔格·弗里德里希著《大火》一书，左派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则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弗里德里希“印象主义式”论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虽然不能取代系统分析，但却是“披露事实真相的”，它彻底否定了英国方面的“道义轰炸”论，也说明大轰炸并非摧毁民众对于独裁者的支持的合适手段，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共同体”恰恰是在德国遭遇大轰炸的局势下集结而成的。(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