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对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36)中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左派的猛烈攻击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一度身败名裂，狼狈不堪。希尔格鲁伯疾病缠身，在1989年不治身亡。原先备受关注的诺尔特也遭到公共舆论的孤立，成为了一个“落魄者”。德国研究协会拒绝他参加编辑出版特奥多尔·赫泽尔著作的德国一以色列合作研究项目，各大学也很少请他作报告了。然而，在始料未及的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之后不久，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死灰复燃，逞性妄为。相形之下，左派立场严重受挫，锐气大减。
    从1989年夏天开始，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民主德国还在1990年10月分作5个州，改旗易帜，加入联邦德国，而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宣布独立，最终导致苏联在1991年12月彻底解体。
    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极大地刺激了联邦德国政治思潮的向右偏移，被压抑已久的民族思想重新复活，“保护与命运共同体”观念广为流行，爱国主义成为许多德国人热切期盼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新获得的与民主德国进行经验性比较的可能性也为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极权主义”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再度盛行。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确定的“融入西方”国策受到多方质疑，要求中止对“西方价值共同体”的臣服，认为“与西方结盟是同形成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相对立的”、德国因为其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欧地理位置必须选择“第三条道路”的观念(37)受到许多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新右派进一步批评“永恒的左派”，攻击左派已陷入“仪式化的”克服过去策略，要求走出“历史阴影”(38)，更新知识和道德，彻底打破“禁忌”，摧毁“神话”，为那些被说成要对德国走上独裁、战争和大屠杀的灾难之路承担责任的力量、思想和概念“洗刷罪名”(39)，为将纳粹主义“历史化”提供新的动力。
    1993年，诺尔特发表《争论各点——关于纳粹主义今日和未来的争论》(40)一书，继续兴风作浪，大肆散布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命题。诺尔特指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不是纯客观的，而是由主观意识传导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某种解说传达的对于古拉格的反应。(41)诺尔特还强调说：历史上的行为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依据的，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让行为人自己发言，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加以评判。他本人也只关心希特勒到底是怎样想的和怎样按照其想法做的，不讨论希特勒的想法对不对。(42)诺尔特还进一步区分了“历史的正确”和“道德的正确”，认为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即使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的解说是不可靠的、荒谬的和错误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也足以证明纳粹主义的历史正确性。(43)犹太人自以为是“各民族之光”、“上帝的选民”或者一个“比其他种族更强壮的种族”，这种自我理解是真诚的，但却与诸如自私自利和争权夺利等陈腐的性格特征有密切联系，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并非空穴来风，毫无道理，不加区别地粗暴谴责“反犹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44)
    秉承诺尔特的旨意，克里斯蒂安·施特里夫勒和恩里科·西林分别写作了博士论文《权力之争——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45)和《希特勒——他的政治乌托邦》(46)，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历史修正。
    在施特里夫勒看来，对于共产党人与纳粹分子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进行的权力斗争，现有的研究和评论都充满党派偏见，必须予以彻底纠正，既要推翻有关纳粹党的片面解说，也要颠覆“德共无害论”。(47)
    同诺尔特一样，施特里夫勒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党的兴起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导致了激进的反对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纳粹党恰恰因为相信共产主义的“灭绝预言”在德国兑现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才自觉地承担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拯救德国的任务，而这一做法是符合魏玛民主或者说承载这一民主的力量的利益的。(48)
    完全遵循诺尔特的解说路数，施特里夫勒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限制在共产党人与纳粹分子进行的“权力斗争”上，并对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采取的“不同夺权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威胁出自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共产党是莫斯科指令的“忠诚执行者”，也是比纳粹党“更激进、更残暴的”政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暴力斗争大都是由共产党人而不是由纳粹冲锋队发动的。与共产党人相比，纳粹分子表现得较为“温和”，他们懂得如何感化人心，操纵民意，暴力手段只被用于对付共产党人的起义。但即使在与动乱分子作斗争时，纳粹分子也大都采取“防御”姿态，尽可能地使用“合法手段”，经常请求警察的援助，并使之站到自己一边。直到1933年夺取国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恰恰因为这种合法斗争，希特勒和纳粹党最终赢得了“竞选成功”，战胜了公然表明对“纵容警察杀人”的国家的敌意的共产党。(49)
    施特里夫勒还特别把冲锋队描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而不是国家的敌人，声称冲锋队自以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同盟”，而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也使之成为了一支“共和国卫队”。与“向资产阶级社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由此便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不一定“必须与道义上的公正完全吻合”(50)。
    很显然，这是一种充满反共色彩的解说，其意图便是通过诋毁德国共产党，突出纳粹党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来为纳粹主义和纳粹运动进行辩护。
    西林同样致力于纠正若干长期流行的“先入之见”和“非白即黑的简单化图像”，要求“去情感化”，仅以澄清客观事实为标的，复原希特勒世界观的方方面面，重估希特勒在纳粹统治体系中的意义。(51)
    西林强调“种族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认为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希特勒所处时代时政评论的主旋律，也是导致希特勒所有行动的主要思想根源。希特勒是他自身所处时代的一个“清醒观察者”，即使他的感知是被种族意识形态扭曲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