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还对“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和“历史家园”举办的展览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在这里，纳粹德国和大屠杀的历史经常被拿来与其他专制政体和种族屠杀作比较。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屡获奖赏；2000年，诺尔特获得“德国基金会”颁发的“康拉德·阿登纳奖”，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豪斯特·默勒出席授奖典礼，并致贺词。
    应当看到，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仅仅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一种民族保守主义的右倾思潮。在联邦德国历史编纂者队伍中，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仅占少数并且没有形成一个紧密团体，未产生规模效应，更未夺得历史阐释的垄断权。(69)然而，时至今日，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依然活动频繁，不断释放一些成问题的思想观念，扩大影响。对此，我们不应掉以轻心，置之不理，而应保持高度警惕，予以坚决批判。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反对左派以“民众教育”为要务，把学术与政治混合在一起，用政治上的“对”与“错”、“进步”与“反动”来衡量学术成果的有效性的做法，极力主张“去意识形态化”、言论自由、价值中立和学术多元化，声称要以“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他们也拒绝“非白即黑”的笼统、简单化评价体系，强调历史的“灰色图像”，主张通过深入细致的区分，辨明“历史真相”，同对待所有已经过去的时代完全一样地“客观、冷静地”论述1933-1945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对通过纳粹主义实施的群体性犯罪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影响作出“合理”评判。
    但在实际上，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并未放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要求，也不完全拒绝政治—道德评价。他们同左派一样深知历史科学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同左派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只是其动机和目的与左派不同罢了；他们是要从“右边”进行民众教育，要以民族保守主义观点指导民众，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民众。他们坚信“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谁支配回忆、塑造概念、解释过去，谁就会赢得未来”(70)这一准则，致力于争夺历史意识塑造权，建造自己的沟通手段，掌控德国的未来。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争夺文化霸权的标准策略是通过“雅致的”重新解说，使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历史化，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低估甚至淡化德意志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例如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纳粹集中营大规模的死亡率，把奥斯维辛说成是对古拉格的模仿，把纳粹主义说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将盟国和东欧国家对东部德意志人的驱逐与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将同时代人的感知绝对化，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突显纳粹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和效果，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族共识的”历史观，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打造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71)，重振昔日的辉煌，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德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72)
    然而，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展现新史料或新史实而是破除“旧论”，并且主要依靠某些虚构的和片面的理论来证明自己预设的命题。他们大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史料考证工作，没有认真梳理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将自己的著作恰如其分地置于主流学术体系之中。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已知史料和史实加以转释，并且只选择利用一些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在此，我们虽然无法检验其命题的正确性，但就史料基础和论证方式来看来看，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大多数命题和论断是值得怀疑的，是缺乏说服力、不可靠和不合格的。
    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大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属于知识精英，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等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对希特勒的夺权行动、他的意识形态蛊惑和他的“心智不全”公开表示谴责。他们堪称“知识分子右派”、“民主的右派”和“温和的右派”，与敌视民主政治、完全否认纳粹罪行，甚至从事暴力活动的“极右派”并不一样，但其“拒绝接受普世一欧洲的身份认同，转而拥抱死灰复燃的德国至上心态……附膺现实主义、实力政治的保守主义信条，以及德国‘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需求”(73)的立场态度，与右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又没有多大差别，其偏右倾向也无严格界限，其观点很容易滑向极右派，或被极右派加以利用。在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与极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民主保守主义与反民主保守主义、“黑衫军”与“褐衫军”之间，界限十分模糊，难以严格区分。
    对于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许多极右派代表人物委实充满期待。右翼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希·芬克、阿明·莫勒、卡斯帕·冯·施伦克一诺蒂青和阿道夫·冯·塔登等人都认为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命题，特别是诺尔特的命题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加以利用。(74)一些反犹主义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还大肆宣扬新右派的命题，以便按照纳粹主义传统对凶手和受害者进行位置调换，让“犹太人”承当所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责任，将德国的犯罪行为说成是对所谓的“犹太人世界联盟”密谋的抵抗和“自卫”。
    近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者情绪激动，“新纳粹”气焰嚣张，经常以暴力手段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柏林街头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焚车事件，即使普通德国人也很容易受到极右思潮的影响，产生程度不同的排外情绪。不少德国人对于纳粹罪行的反思越来越少，对于德国人遭轰炸、被驱赶以及在战后年代饱受离散和惊吓之苦的经历的追忆越来越多。(75)在此情形下，新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很容易为人接受，广泛传播。
    但也应当看到，联邦德国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还是能够保持高度道义感和历史责任心的，坚持不懈地对纳粹罪行表示谴责，向受害者表示忏悔和道歉。2005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政府在柏林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不远处设立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一是要表明统一后的德国承认它的历史责任；二是对亲身经历的战争回忆即将变成通过知识传达的集体记忆的一种表达。(76)2013年1月26日，即大屠杀纪念日(77)的前一日，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演讲，宣称德国对大屠杀受害者负有“永恒的责任”，“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必须一代一代保留下去。”默克尔同时强调，“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78)
    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纳粹历史和纳粹罪行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联邦德国才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双边关系，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任何想要为纳粹罪行翻案，想要唤醒德国独断独行的幽灵，想要让德国称雄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的，而其最终结果也摆脱不了历史早已为德国定制的宿命，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者简介：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史和中德关系史①[美]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拢.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阎纪宇译，台北立绪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