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曼报告对会谈总的结果评价是良好的。对平沼的建议和能力，与以前相比有了截然不同的评价(12)。杜曼希望由此开始日美间的协商行动，以作为有别于以往与稳健派联系的另一途径(13)。这样看来，原本有稳健派外交家的有田八郎失去了美方的好感，而平沼却扭转了杜曼对他的恶劣印象。平沼对美外交试探越过了正常的外交途径的联系，显示出良好的开端。虽然这个建议在当时要加以实行，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又并非没有一点诱人之处。当然，从根本上说已在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除无条件地撤军外是没有资格来谈论什么和平的。但平沼建议的出发点是：从平沼一贯的反共意识出发，他不希望看见欧美之间加上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分裂而削弱了“反苏”、“反共”的力量，于是就提出了维持世界和平的想法。这从他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从今天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平沼忘记或者没有考虑到，在国际关系中，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利益与手段也是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同样，平沼表示确认以蒋政权为谈判对手的修正意见，这已明白地改变和弥补了《近卫声明》带来的损失(14)，同时也对汪政权表示冷漠。保留蒋政权，大概也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恐惧。最后一点，平沼保证决不签定三国军事同盟，不以英、美为对手，这表明平沼不仅有决心，有勇气顶住军部、尤其是陆军和右翼的压力，而且证明了他决心要依赖美国解决最迫切、最棘手的中国问题的紧迫感。他以充分理解美国对欧洲问题的关注态度来讨好美国。
    杜曼报告承认这是一个良好开端的姿态，但也恰当地提出，这造成了一种权宜之计的印象(15)。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本每次提出的撤军许诺，都包含了绝对不能接受的实质内容，因而谈判是不可能的。每当这种和平建议提出之后，日军就向新的地区发起进攻。因此，在日本不放弃侵略的前提下，远东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从现实政治来看，对美或对蒋政权，平沼的建议应该说还是有诱惑力的。如果再考虑到远东的既成事实和日本国内的政局，平沼的建议已是尽其所能了。显然这种现实考虑就是平沼建议的目的。
    那么平沼的声明和建议，在美国的反应如何呢？
    由于罗斯福在国会正受到孤立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因为他已暗自下定了在欧洲采取强硬政策的决心，所以远东问题已有无暇顾及之感(16)。其次，由于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甚一日，对日本稳健派是否能压制军部的跋扈已日渐悲观(17)，所以对日“慎重论”在国务院中已占主导地位。这从远东司副司长巴兰达对平沼声明和建议作的分析的备忘录中，可以找出清楚的证据。
    备忘录首先把平沼发表声明的动机，解释为由于阿里斯托亚巡洋舰送斋藤大使遗体回国，在日本掀起的乐观情绪产生的错觉。就具体建议，备忘录的分析认为：如果美国领头召开这个会议，那么日本就可以用本不属于它的利益当筹码，在会议桌上故作姿态地作出让步；如果日本因这种让步而获得了从中国泥潭中脱身的机会，就会使发动战争，负有侵略罪责的军部得到摆脱危机的台阶，同时在国际上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合法性。备忘录又分析说：日本知道并且希望可以通过美国充当中间人，来与蒋政权进行停战或和平谈判；日本将可以在谈判中以中国为筹码来与美、英在远东的利益讨价还价。从美国方面来考虑，要想使中国摆脱日本的侵略，美国就得作出无法预料的、肯定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反之，一旦谈判失败或根本就不能进行这种谈判。那美国的国际形象就会受到损害，而日本不仅无所失，反而因此挤进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备忘录提醒说：在日本并无足资证明其诚意信号的情况下，谈论日美协调行动，共同维持东亚的和平是不现实的。备忘录的分析最终结论是：在当前情况下，日美间的会谈是不可能的。
    那么美国外交面临这种和平试探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分析了支持稳健派还是让军部得以摆脱战争泥谭的机会的利益得失之后，备忘录建议：对日本的复照，态度最好是暖昧而有分寸，故意对此表示并不特别的兴趣(18)。这就是说，平沼主动对美外交试探，遭到了美国的冷谈对待。
    二、平沼对美外交试探动机的分析
    平沼这一外交试探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改善日美关系，更重要的是力图使日本从侵华战争中脱身(19)。
    首先，我们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一直处于世界政治旋涡外孤立的一隅。日本的国际关系大多牵涉于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第一届近卫内阁以来的所谓“新情势的展开”，无非是指在远东贯彻“大东亚共荣圈”而已。这个新秩序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废除《九国公约》的束缚，将东亚各国置于日本的保护和殖民之下，这是一种地缘政治中的保护主义。再者，当日本在决定是否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之前，日本的争霸欲望始终仅停留在东亚一隅；而1940年签字之后，美国人对日的憎恶情绪急剧增加，罗斯福政府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准备战争的措施方得以贯彻。可见，是否签署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作为判断日本是否卷入全球政治风云之中，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平沼内阁期间签字问题始终处于搁浅状态，平沼在这次对美试探中又作出不签署军事条款的保证，从而可以判断，平沼的外交考虑，显然在东亚地区，尤其中国问题是首要的出发点。
    其次，从军部的战略总方针来看，主张对苏作战的皇道派干将石原莞尔还左右着参谋本部的战略制定，至少在诺门坎事件前是这样。这一战略方针要求竭力避免扩大对中国内地的战争，要积蓄力量准备参加世界大战。从战场情况看，在南京陷落前后，近卫内阁就已在开始寻找与蒋政权停战的可能性了(20)。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战争陷入长期化已成定局。无论是战场上的指挥官还是参谋本部的情报官员，都对此流露出焦虑的心情(21)。参谋本部制定的战略方针也指出：“期望早日达到解决（日中战争）的希望是不大的”，“必须防止日中再度开战”(22)。接替杉山元任陆相的坂垣征四郎，在1938年5月就明确说过：“作为陆相， 我的根本态度是鉴于日中事变已使日本陷于全面战争的泥潭，而日本北方的苏联已完成了几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飞跃的增长，在远东的军备大大充实，威胁着日军的背后，因此我认为日本应当排除同中国之间的一切纠纷，从大处着眼，重建两国的邦交”(23)。近卫内阁已在积极为从中国脱身而行动，它的垮台表面上看是因为军部的跋扈，实际上则是因它的对蒋诱降计划破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