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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与梵蒂冈(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苏瑞林 参加讨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批评流亡伦敦的布朗基派发表向宗教宣战的宣言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的宣战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而妨碍宗教的真正消亡。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既无情斥责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让步,也严厉批评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貌似革命的主张。
    对宗教既斗争又“宽容”,这种似乎矛盾的态度,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宗教问题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有关宗教的各种问题时,必须考虑党的现实的基本任务,以有利于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个事业为准绳,不可把与宗教的分野提到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的革命斗争,宗教上的分野必须服从政治上的分野。
    由此看来,葛兰西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其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无相悖之处。他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取代宗教在意大利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主张同天主教群众联盟,同梵蒂冈和解,以加强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葛兰西的这些理论,为意共的联盟政策乃至党的整个战略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葛兰西的时代,由于意大利处于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之下,意共无法公开活动,而葛兰西本人又长期身陷囹圄,这些理论不可能付诸实践。
    二、陶里亚蒂的最初实践
    作为葛兰西的战友与继承者,陶里亚蒂在天主教问题上同葛兰西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赞同葛兰西的下述判断:由于天主教思想统治的存在,同农民和中间阶层联盟,必然需要处理好天主教问题,处理好共产党人同罗马教会的关系问题。当他经过长期流亡于1944年重返意大利时,他带回了一个坚定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这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共产党都不要攻击梵蒂冈。
    陶里亚蒂回国不久,就找到一条直接同罗马教廷联系的渠道,他成为天主教宗教法庭顾问朱塞佩·德·卢卡的朋友,并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天主教问题的著作和讲话,以对教会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同时教育天主教群众。例如,他在1945年1月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和天主教的良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为争取建立新秩序和满足那些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人们的愿望的斗争中,我们相信同天主教工人和知识分子建立广泛和持久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有人认为在天主教的良心中有些东西是同这些愿望背道而驰的,就让他公开说出来吧;但不要说我们同天主教的工人阶级合作的愿望……是损害天主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说这种话的人不仅冤枉了我们,也冤枉了天主教会。”⑦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抵抗运动中形成的意共与天主教民主党(原人民党的后裔)之间盟友关系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党之间在政体问题上,在民主改革以及清洗法西斯分子等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日渐增多。是与左翼政党团结起来,发动革命,还是继续维持同天民党的战时关系?意共面临真正的考验。考虑到天民党受英美两国和梵蒂冈的强大支持以及它在意大利社会广泛的群众基础,陶里亚蒂选择了后者。
    1945年秋,天民党发起倒阁运动,迫使行动党领袖费鲁乔·帕里辞去总理职务而让位于天民党领袖德·加斯佩里。在这一事件中,陶里亚蒂没有为挽救帕里政府的倒台做任何事情,而支持了天民党组成的新政府,陶里亚蒂的这种态度在意共党内遭到反对,基层和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陶里亚蒂解释说:“德·加斯佩里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党的首脑,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使我们认为,他比那些所谓的独立派政治家更受欢迎,因为他们只知道维护他们那一撮人的利益和虚荣心”⑧。这表明陶里亚蒂是一个注重现实,且对当时政治形势有着清醒认识的精明的政治家。他确信虽然行动党的作用仅次于共产党,又拥有意大利大多数第一流知识分子,但它未能赢得广大群众支持,也无能力控制战后意大利复杂的政治局面;只有由意共、社会党和天民党这三大群众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才能稳定局势,实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民主改革。
    在处理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方面,陶里亚蒂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是在1947年投票支持宪法的第七条。仅仅由于共产党的关键性支持,这条宪法才得以350票对149票获得通过,倘若意共投反对票,其结果将是246票对253票被否决。该条款承认1929年梵蒂冈同墨索里尼政权签订的拉特朗条约继续有效,并规定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从而确保了梵蒂冈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社会享有的特权,梵蒂冈和天主教界因此对宪法极为满意。
    从意共对天主教会和梵蒂冈的一贯态度来看,意共支持宪法第七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然而陶里亚蒂的这一举动却招来一片愤愤的指责之声。作为意共政治盟友的社会党以及许多民主进步人士认为,陶里亚蒂的决定,是“共产党在教会问题上所制定的政策的总倒退,完全是由意共留在政府中的打算决定的”⑨。这些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当时冷战之风已经刮起、天主教会和天民党明显右转、国内政治斗争激化的情况下,这条宪法能否通过已被看作民主进步与反动倒退两大政治力量的一次较量,意共的正式立场也一直是反对第七条的,只是在投票前夕,陶里亚蒂才决定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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