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陶里亚蒂突然改变立场呢？在投票之前，陶里亚蒂在议会大厅面对一群愤怒的社会党议员和自由派议员，作了如下辩护：“我们需要宗教和平，我们不允许这种和平受到任何干扰。我还要指出，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的社会党同志大得多，……你们读一读今天早晨在米兰举行的总工会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得了327000票，社会党人得了152000票，天主教民主党106000票。好了，我们不希望同那106000位工人关系破裂。”⑩陶里亚蒂这番话暗示意大利有发生宗教战争的可能，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言过其实。事实上，天民党领导人早已明确表示，如该条款未被接受，他将试图通过全国公民投票来实现，这可能重新提出体制问题（即恢复君主制）。教会也一再号召讨伐它视为宿敌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1946年12月22日，教皇庇护十二世发表了带有向左翼政党宣战意味的讲话，他谴责那些“否认上帝、亵读神性、崇拜理性”的人，并请人们作出选择：“是站在基督一边，还是反对基督；是站在基督的教会一边，还是反对基督的教会。”（11）陶里亚蒂意识到，如果对宪法第七条投反对票， 意共将付出巨大代价：工人阶级将沿宗教路线分裂，天主教徒将同共产党人对立，作为抵抗运动成果的共和国也将受到威胁，从而危及共产党的整个战略，因而适时调整了党的立场。
    另一个原因则确如社会党人所指责的，意共有留在政府中的打算。在投票之前，陶里亚蒂曾同梵蒂冈的主要神职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同德·加斯佩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显然他得到了后来并未兑现的承诺，因而在投票后不久，他向当时的社会党左翼领导人莱利奥·巴索透露说：“这一票将保障未来20年我们在政府中的席位。”（12）
    然而意共并未保住自己在政府中的席位，仅几个月之后，德·加佩里就制造了政府危机，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驱逐出了政府。不过，天民党也向意共做了一定妥协，接受了意共的把部分私人企业国有化、反对垄断、发展南方等项写入宪法的要求，从而使意大利有了一部被意共称为西欧最进步的宪法。意共的退让遭到了失败，这应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然而从社会基础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还有10万多群众在教会一边。
    自1944年5月共产党退出政府后，梵蒂冈同共产党便完全处于敌对状态， 但陶里亚蒂依然推行党的既定的宗教政策。1954年，陶里亚蒂在一次讲话中向天主教界建议制定一个保卫人类文明反对原子战争威胁的共同行动纲领，没有得到响应。一年后，他又重复了这个呼吁，梵蒂冈仍然保持沉默。在这一时期，梵蒂冈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反共堡垒的角色，而且在其内部采取麦卡锡式的镇压行动，如压制和放逐那些主张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对话的进步神甫和社会名流，结果使“反对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地下进步运动不断增长，意共的温和态度则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意共也在不断地探讨和完善自己的宗教政策。在1958年党的八大报告中，陶里亚蒂分析了天主教界内部潜在的阶级矛盾，认为由于天主教群众中反资本主义感情以及这些群众同他们的政治代表天民党之间矛盾的存在，同天主教会对话是可能的。1960年党的九大进一步确认，共产党与农民和中间阶层联盟的政策必须通过与天主界达成谅解才能实现。在1962年党的十大会议上，由陶里亚蒂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甚至认为，天主教界内部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他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渴望，不仅能够存在于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当中，而且这种渴望甚至能够在宗教良心面对当代世界现实问题时受到激励。”（13）3个月后，在意共召开的一次讨论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议上，陶里亚蒂甚至向梵蒂冈明确发出了双方合作实现社会变革的信息。他说：“关于宗教信仰，我们不再接受那种天真和错误的思想，即社会结构的变革就足以实现社会的变革。……现实是更为复杂的；变革的根源要深刻得多；改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现在越来越清楚，我们互相之间必须有深刻的了解--从此以后，合作。”（14）
    意共对天主教世界的新认识，完全基于梵蒂冈立场的重大变化。1958年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就位后，一反庇护十二世的顽固反共态度，而采取较为开明的中立态度。特别是1963年4月教皇的《人世和平》通谕的发表， 更明确地为意共同天主教界的对话敞开了大门。通谕强调，为了争取和平，应努力把“一切善良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不像过去只是天主教徒。遗憾的是，两个月后，这位锐意革新的教皇便去世了；一年之后，陶里亚蒂也因病去世。然而，这两位建筑师打下的基础却牢固地保存下来。
    三、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
    在意共与梵蒂冈关系的发展中，恩里科·贝林格担任总书记的时期（1972-1984）是一个重要阶段。由于意共奉行“历史性妥协”的战略，同时由于教会内部的深刻变化，双方的关系实现了完全的和解。
    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梵蒂冈第2次教廷会议激发的天主教世俗化的发展，教会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出了某种进步倾向。例如，在对待妇女问题上，虽然教会内部仍存在性别歧视，但教皇改变了过去要妇女留在家里做男人附庸的态度，主张在家庭内男女权利和义务平等，并欢迎妇女参加社会生活。虽然教会坚决拒绝无神论，但肯定思想研究自由，不少教徒乃至教皇都在读马克思的书。在国际事务中，它奉行和平政策，反对战争，同情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与教会立场变化的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了进步的思想骚动，一些主教认为，基督信仰和社会主义运动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出现了对天民党冷漠而对共产党热情的现象。“红色主教”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这些变化在70年代中期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在就废除离婚法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拥有百万之众的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多数领导人和下属团体，同左翼政党站在一起反对废除离婚法。在1976年大选中，一些有独立思想的天主教人士包括著名作家、知识分子，同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竞选。天主教政治态度的变化固然与其统治集团的成分变化有关（15），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使他们中许多人失去信心，尤其是意大利的畸形经济不断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危机，天民党执政中的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引起正直的宗教人士的反感。教会中的明智之士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走下坡路，而他们无意同它一起沉没，要求寻找新的的出路。
    与此同时，意共在经过长期探索和党内多次辩论之后，特别是根据教会立场变化这个实际，适时调正了政策，确认了意大利走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在此基础上，意共总书记贝林格于1973年为党制定了名为“历史性妥协”的新战略，其政治含义是：意大利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不仅要团结左翼力量，还必须与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结成政治联盟，这些中间力量主要是受教会和天民党影响的广大天主教群众，为此就必须同梵蒂冈以及执政的天民党实现妥协，达成谅解和一致（16）。这一战略的实施，使意共在1976年大选中获得了34.4％的选票，接近最大的政党天民党（38.7％）。舆论认为，“意共已处在政府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