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纳上述政治态度中不难看出，他试图在殖民体制内建立一个既有民族团结，又有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他的民族团结主张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促使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度和解，但是这种和解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冲突却是根深蒂固的。而教派冲突与政治分歧又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说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他的合法斗争观点也始终未被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及广大群众所接受。总之，由于时代和自身所处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也象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即他虽然看到了殖民统治的弊端并予以尖锐的抨击，但又不主张摆脱殖民体系；虽然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又不准备采取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方式推翻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的独立。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破灭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真纳对“两个民族”理论的发展
    严格地说，“两个民族”的理论最初还只是一种思想，甚或是潜意识。它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它最先是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提出的。早在1867年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徒发动反对乌尔都语的运动时，他就预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前进了”。（12）1882年，他对卢迪亚纳的学生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由于坚持伊斯兰教，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13）他反对国大党要求在印度建立代议制政府的主张，认为在印度这样一个在民族、宗教、生活方式、习俗、历史文化领域中“缺少同一性”的国家里，代议制的引进，只能导致“人口占多数的教派永远控制人口占少数的教派”（14）。鉴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日益加剧的教派冲突，他提出了“既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不能同坐在一个宝座上，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分开”（15）的设想。不过，在行动上，他主要致力于在穆斯林中发展现代教育。他成立穆斯林教育大会的目的，也主要是把穆斯林的注意力吸引到教育方面，从而与国大党分庭抗礼。他去世后，也陆续有一些穆斯林提过“分治”的方案，但都没有引起大的反响。1930年，伊克巴尔在穆盟阿拉哈巴德年会主席致词中，提出了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建议，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他说：“伊斯兰教的宗教理想与它所创造的社会制度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舍弃了一个，就等于舍弃了另一个。”（16）他还根据印度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说明，西方民主制度只有在承认教派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应用于印度。1931年第二次圆桌会议上，他重申了这一主张。但直到1937年大选前，真纳始终坚持通过民族团结实现自治的主张，既未理会赛义德的分离主义思想，也未对伊克巴尔的建议予以重视。
    1937年秋至1940年春，随着印度政局的发展，真纳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彻底放弃了30年来他奋斗追求的理想，转而提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代表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民族”。
    导致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在1937年大选中获胜的国大党采取了排他性的政策。国大党在获胜的省份中不但组成了只有国大党人的内阁，而且积极进行诸如强迫穆斯林学习印地语、唱反穆斯林歌曲《母亲万福》及向国大党党旗敬礼等活动。（17）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则是他最终接受了伊克巴尔关于永久解决印度穆斯林问题的建议。伊克巴尔在1937年3月至10月多次给他写信， 以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指出，穆盟的整个前途就赖于如何解决穆斯林的贫穷问题；再次提出“为了穆斯林印度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必须重新划分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并暗示“实现这一要求的时刻已经到来”。（18）伊克巴尔的这些建议对他的转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真纳在1937年10月穆盟勒克瑙会议主席致词中，公开谴责国国大党领导人“奉行唯印度教徒的政策”（19）。他开始号召要踊跃地加入各级穆盟组织，并许诺要改善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最后他声称要做出“可能产生重大结果和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20）。
    1940年初，真纳终于做出了他的“重大决定”。他在《时与潮》上发表文章写道：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狭义的宗教方面的区别，而且也包含了法律和文化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它们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显然不同的文明。”他还把这两种宗教与基督教的发展做了对比，指出“这两种宗教显然都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它所管的人与神的关系不如它所管的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多。它们不仅支配了人的法律和文化，而且还支配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类宗教必然都是排他性的，完全排除了思想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而西方民主正是以此为基础的。……”据此，他提出“必须制订一种承认‘两个民族’的宪法。这两个民族必须分享对于他们共同祖国的管理权。”（21）1940年3月23日穆盟拉合尔会议上， 他进一步提议“把印度分成自治的民族国家，给予其主要民族以单独的祖国。”（22）根据这一提议，会议通过了要求划分印度的议案，其主要条款是，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如西北地带和东部地带，联合组成“独立的邦”，它的名字叫“巴基斯坦”。这个决议以“巴基斯坦决议”（或“拉合尔决议”）著称。它的通过标志着印度穆斯林已经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已不再把自己作为少数派而向多数派乞求“照顾”和“保护”了，而是有了更高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
    真纳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变革，而且最终改变了次大陆的政治格局。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认为他的这一转变是对穆斯林分离主义或教派主义的回归呢？单从印巴分治这一后果来看，似乎有理由把他的这一转变纳入穆斯林分离主义或教派主义思想体系。但是，从他一贯反对教派主义、主张民族团结的立场来看，应该说他天然不是一个教派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他也承认印度存在着教派这一现实。如果说1937年大选以前国大党与穆盟的多次破裂都没有使他放弃理想，那么，1937年大选掌权后的国大党所采取的政策则使他确信，国大党“已经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和纲领”表明，“穆斯林休想从他们手中得到任何正义和公道”（23）这一现实。他认为，所谓的“印度的统一”不过是一个“虚伪的概念”（24）。因此，与其说他的转变是对穆斯林分离主义或教派主义的回归，不如说他是从理想回到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