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平等地位的获得,并享有法国公民权,使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第一次转变成拥有法国公民权的犹太人。然而,犹太人在享有法律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并成为法国公民后,依旧被法国社会视为犹太人,而不是法国公民。这充分说明,获得法律地位的平等,只是犹太人政治解放的开始,不是结束;解放在理论形态上的实现,不意味着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贯彻。这既表现出法国犹太人争取解放的道路曲折,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复杂性。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虽是刚刚开始,但毕竟可以使法国犹太人可以作为自由人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而他们也确是毫不犹豫地行使了法律赋予的,又现实可行的种种权利和自由。譬如开始到诸如巴黎、斯特拉斯堡等大城市定居。然而许多早已实际存在的困难并不因法律赋予了平等而消失,许多犹太人依然靠向农民放高利贷为生,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既没有为改善农民的情况作什么,也没有为犹太人放弃高利贷做努力。债务问题也是大革命以后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务,由于以前负担了许多歧视性、压迫性的赋税,许多犹太人负债累累,如梅斯地区犹太社团在大革命开始时积欠的债务已高达50万利弗尔,所以社团希望通过一项法律,禁止该地区任何一个犹太人在没有偿清公共债务之前迁移出犹太居住区,虽然没有颁布过这样的法令,但这些事情清楚地表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已妨害了法国犹太人公民权利的实现。 就现实问题而言,置法国犹太人于解放时代的大革命本身存在着不少缺陷。法国大革命一方面向犹太人宣布了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刚刚创建或正在创建的新秩序,又用种种限制来削弱权利,甚至取消权利。如在授予人们政治权利方面,《人权宣言》的抽象原则由于实际原因而不得不进行重大修改,制宪议会在《一七九一年宪法》中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两类公民都有相同的公民权利,但只有积极公民才有投票权,而1790~1791年,只有约5百人可充当有投票权的选举人⑧;这个数字是按每千人选一个的比例推算的。据此,全法国犹太人以4万人计,充其量可作选举人的不过40人,这不能不使大革命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利的真实价值大打折扣。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限制或条件是针对法国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在法国社会基本上处于最低层,这个社会稍有波动,就会对社会的底层的犹太人都造成巨大的损害。法国犹太人解放进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进入停滞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这一问题存在的实证。 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掌政权后, 其推行的一系列旨在挽救大革命的严厉措施构成了恐怖的社会政治生活,由于“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⑨,雅各宾派中的左派埃贝尔主义者发动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就是“一种荒谬的东西”。埃贝尔主义者主张无神论,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反革命,他们提出把天主教改为“理性教”的崇拜,把教堂改为崇拜理性的俱乐部或庙宇,在那里悬挂马拉和夏尔利埃的半身像以取代圣像。虽然这场“非基督教化运动”并不针对犹太教,但雅各宾派信奉伏尔泰自然神教思想及其逻辑推论,如同攻击天主教一样的非难犹太教,犹太教依然是在劫难逃,其影响波及犹太人生活的各方面。 法国犹太人聚合的组织形式是社团,但精神、文化却有赖于犹太教的维系,犹太教的荣辱兴衰直接关涉到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然而犹太教作为一个小的教派,对这些根本无力自恃;在大革命时期常常得不到其它教派享有的好处,如新教成员获得法国公民权时,犹太教成员则依然如故,但别的教派遭受厄运时,犹太教势必受牵连。“非基督教化运动”扭曲甚至抹煞了《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宗教信仰自由,使犹太教再次蒙受迫害。在这期间,斯特拉斯堡禁止犹太人到犹太教堂作祷告,梅斯地区犹太教堂竟用作马厩,教堂里的金银法器或没收充公,或以资军用;犹太教活动重新进入秘密状态,巴黎犹太人躲在地下室进行礼拜仪式。为婴儿行割礼的传统宗教仪式、被当作迷信活动和无用的习俗而被废除,犹太教士若继续进行这项宗教活动,就会面临生命危险;阿尔萨斯和梅斯地区的犹太人学校也被关闭。犹太教蒙难,教徒必首当其冲。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影响,在仅仅拥有公民权三年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放弃在宗教方面的信条和习俗,它们曾由于“不扰乱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而受到《人权宣言》精神的宽容。与此同时,一些被大革命废除了的压迫、歧视犹太人的措施又死灰复燃,斯特拉斯堡城重新剥夺犹太人自由居留和进出的权利,擅自规定犹太妇女的服装,甚至剥夺一些犹太人的私有财产,取消他们法国公民的称号⑩。 应该指出,并非所有雅各宾党人都赞成“非基督教化运动”,罗伯斯比尔就主张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并竭力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这些都使他站到了埃贝尔派的对立面(11)。然而这并不能改善法国犹太人所处的困境。 由于自身的诸多原因,加上其它外界因素,法国犹太人的解放进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受挫之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某些方面甚至部分地倒退到大革命以前,特别是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高利贷问题。当然,大革命的趋势不会逆转,大革命的原则不会消失,犹太人的状况在停滞阶段仍有某些改善;许多犹太人欣喜地接受了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并用来对旧的思想习惯进行斗争;异族通婚现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犹太青年志愿加入了军队,且人数增加迅速;在西南部巴约讷市附近的圣埃斯皮里特城(Saint Esprit),一个犹太人当选为该城的市长,这也是全法国第一位犹太人市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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