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曾有过一小段不友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20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进一步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笔者试图在本文中对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作一评介。
    一、研究概况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即1972—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8年迄今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刚刚开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同其它科研领域一样被迫中断，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实际上无法进行。反映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史的著述寥寥无几，仅有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的《甲午中日战争》、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编写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吕登来编写的《甲午战争的故事》等，屈指可数。
    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这一年里，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因而解放了思想，学术“禁区”被突破；同时，由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也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许多研究人员相继赴日考察或研修，国内不仅相继在约40所大学和一些社会科学院系统设立了专门官方研究机构，还成立了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日关系史分会、中华日本学会等民间学术团体。1984年，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增进与日本同行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这样，便使一大批有志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迅速地成长起来。从此，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里，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和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以及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等曾多次组织学术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分别出版了《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中日文化与交流》（1—3集）、《中日关系史论丛》、《中日关系史论文集》（1—6集）、《中日关系史研究》（1—3辑）、《日本史论文集》（1—2集）等。1984年，辽宁省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辽宁大学科研处分别出版了《中日关系史论文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成立后，曾组织过两次学术年会，三次中日学者学术讨论会，60多次学术报告会，出版了《从徐福到黄遵宪》、《日本的中国移民》等学术论文集，还编辑出版了多期《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原名《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曾于1988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以“中日关系的过去与未来”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1991年3月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东方文化与现代化”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7月，中国日本史学会等六个学术团体为纪念中日邦交二十周年在北京举办以“中日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
    总之，通过一系列学术活动，国内学术界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研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在1978—1992年初的十四年间，国内学术界共出版涉及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学术专著约160余部（包括上述论文集在内），共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学术论文约2500余篇。反映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主要著述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王金林的《鉴真》、《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古代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简明日本古代史》、汪向荣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邪马台国》、《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日本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古代的中国与日本》、《日本教习》、《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松本龟次郎传》、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田久川的《古代中日关系史》、夏应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俞辛焞的《满洲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米庆余的《日本外交史》、武安隆的《遣唐使》、姚嶂剑的《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池步洲的《日本遣唐使》、张慰丰和耿鉴庭的《鉴真东渡》、黄道立的《中日友好的先驱日本著名高僧空海》、杨孝臣的《中日关系史纲》、王辑五的《中日交通史》、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任鸿章的《近世日本与日中贸易》、严绍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国文学在日本》、《日本中国学史》、关捷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文献目录》、李威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中日哲学思想论集》、《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伊文成、王金林、汤重南、贾玉芹等人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近现代史篇）、吕万和的《简明日本近代史》、《明治维新与中国》、赵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于长敏的《日本文化史略》、张蓬舟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刘惠吾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章伯锋的《皖系军阀与日本》、陈旭麓等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上下册）、孙克复和关捷编著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东行三录》、易显石的《九一八事变史》、《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王家骅的《日中儒学比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张玉祥的《织丰政权与东亚》、周启乾的《明治经济与中国》、马家骏和汤重南的《日中近代化比较》、盛邦和的《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沈才彬的《天皇与中国皇帝》、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刘培华的《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龚古今和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及其主编的《中日战争》（1—2册）、《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王沛和杨卫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马仲廉的《抗日战争史话》、袁旭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马洪武等的《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北京外语学院日本问题研究室主编的《中日关系史》、胡德坤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史》、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林明德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许介麟的《谁最了解日本》、李连庆的《东邻散记——鲁迅在日本及其他》、刘德有的《在日本十五年》、张步之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孙平化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吴学文的《东瀛展望》、《十字路口的日本》、《日本外交轨迹》、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罗福惠的《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为中心》、李廷江主编的《中日现代化·21世纪展望》、赵凤彬等编著的《日本对外经济关系》、林连德的《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林金基的《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战后中日关系与国际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