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课题及其成果概述
    纵观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可以说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1978年以来取得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的十大重要研究课题及其成果概述如下：
    （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
    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以往的中日关系史著述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的是根据中国历史上以朝代更替为主的分期方法，有的则是根据日本历史的时代分期方法，没有按照中日关系史本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对中日关系史进行分期，所以造成了中日关系史分期上的不一致。对此，汪向荣在《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该文认为中日关系史既和中国史、日本史有很深的关联，又不同于中国史和日本史，因而中日关系史的历史分期既不能按照中国史的分期方法，也不能按照日本史的分期方法，应当按照中日关系史的发展过程、特点和规律来正确地对中日关系史进行分期。由于中日关系史的开端、发展乃至中间的演变无一不和当时两国的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变化有关，所以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应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主要依据①。
    刘天纯在《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多方关系说”。该文认为国际关系史分期要考虑多方关系，应以彼此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相互之间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事件来确定。中日关系史分期亦然②。
    苏崇民在《关于中日关系史分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国家关系说”。该文认为中日关系史是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史，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关系的演变。除此之外，还有民间关系。当国家关系破裂和断绝时，民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就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并且还会给国家关系以积极影响。中日关系史分期的依据是中日两国国家的发展变化，而不能以中日两国任何一国的内部变化为转移③。
    陈景彦在《也谈古代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肯定了上述“国家关系说”。指出中日关系史分期应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依据，与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变化没有直接关系④。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中日关系史分期的标准和依据问题存在着上述不同或对立的意见，所以对中日关系史的分期也存在着不同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关于古代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刘天纯的前引文章认为古代中日关系史的前后断限应当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算起，到19世纪中叶为止⑤；苏崇民的前引文章则认为应当以公元57年（即后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为中日关系史的正式开端，直到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为止⑥；汪向荣的前引文章则认为应当从公元前三世纪即秦汉时算起，到1871年为止⑦；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一书则认为应当从公元前5—3世纪即战国时代算起，到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为止⑧。
    2.关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刘天纯的前引文章认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前后断限应当从十九世纪中叶算起，到二十世纪中叶为止⑨；苏崇民的前引文章则认为应当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为开端，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为止⑩；而张声振的前引书（11）和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12）等则分别认为应当从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算起，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为止。
    3.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刘天纯（13）和苏崇民（14）分别在其前引文章中认为，现代中日关系史应当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开端，迄今为止；另外，《日本的中国移民》（15）、《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16）的著者则主张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迄今为止。
    （二）关于古代中日关系中的徐福问题
    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之事是一个在中日两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老传说。然而，由于《史记》中关于徐福其人其事的记载语焉不详，所以千百年来史学界无从考证，仅作为传说和故事在中日两国民间流传。1982年全国地名普查中，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徐阜（福）村被有关人员发现以后，国内学术界遂掀起了一场规模较大、学术性较强的徐福问题研究热潮。
    1987年4月15日，由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太平洋史学会、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等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起、由徐州师院主办的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徐州市召开。会上50多位与会学者就徐福其人其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专门出版了《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7）。
    1990年10月10日，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龙口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徐福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龙口市举行。会后出版了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徐福研究》（18）。同年12月5日， 江苏省赣榆县又举办了首届徐福节和纪念徐福东渡2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纪念徐福东渡二千二百周年徐福研究论文集》（19）。
    1991年9月10日，出东省龙口市举办了第二届徐福学术讨论会；同年11月14日，江苏省赣榆县又举办了第二届徐福节暨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徐福问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上述两次学术讨论会及国内学术界关于徐福其人其事及其故里问题的学术论著，主要有下列七种观点：
    1.“肯定说”，徐福东渡日本确有其事，而且“徐福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他所率领的三千童男童女及五谷、百工，将古代日本带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弥生文化时代。对其历史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持此说的论著主要有：罗其湘、汪承恭的《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20）、姜志超的《秦始皇巡游赣榆遗迹初考》（21）、李克文的《齐之琅邪与赣榆徐福村——琅邪界域刻石发现初考》（22）、张传藻的《从海州湾沿岸地名看徐福出海东渡》（23）、赵胤祚的《徐福籍贯徐乡说新辨》（24）、陆亭的《秦代方士徐福籍贯新考》（25）、齐仁悦的《再论徐福其人及其故里》（26）、朱亚非的《徐福东渡与山东沿海早期对外交往》（27）、朱言的《古代山东与日本——从徐福东渡谈起》（28）、李步青和唐禄庭的《徐福——日本古代文明的开拓者》（29）等。
    2.“否定说”，认为徐福其人是臆造人物，徐福东渡日本是“虚构的事实”。持此说的论著主要有：严绍璗的《徐福东渡的史实和传说》（30）等。
    3.“移民代表说”，认为徐福其人、其事，系根据《史记》等史籍不容怀疑，但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在未取得确证前，难于下结论。不过，历史事实证明，《史记》所记徐福生活的年代中，曾有大批中国移民进入日本列岛，传入了中国大陆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技术，使日本列岛上停滞了数千年之久的绳文时代，在生产力发展上发生了突然的飞跃，而徐福的传说正反映了日本史前时代这些中国移民对日本文化和生产力发展发挥作用的事实。持此说的论著主要有汪向荣的《徐福东渡》（31）、《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32）、《徐福到了日本吗？》（3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