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未到日本说”，认为徐福曾尝试过渡海之举，但却始终没有东渡抵达日本。持此说的论著主要有：于植元的《徐福东渡论之我见》（34）等。
    5.“徐福故里江苏赣榆说”，认为徐福故里在江苏省赣榆县。其主要根据是，江苏省赣榆县有徐福村，战国时赣榆属齐国，秦时属琅琊郡。持此说者主要有江苏省赣榆县徐福研究会和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等，其主要论著有：罗其湘、江承恭的前引文章（35）、罗其湘的《徐福村的发现和徐福东渡》（36）、高立保的《秦汉赣榆县与徐福村落考》（37）等。
    6.“徐福故里山东胶南说”，认为徐福故里在山东省胶南县。其主要根据是，《史记》中记载徐福为齐人，秦始皇巡游琅琊时，徐福“上书”、“入海求三神山”，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县琅琊乡，因此，徐福故里应在今山东省胶南县（38）。
    7.“徐福故里山东黄县说”，认为徐福故里在山东省黄县。其主要根据是，《史记》中明确记载徐福为齐人，黄县秦时属齐郡，徐福故里是秦朝时齐郡的黄县徐乡。持此说者主要有山东省徐福研究会和龙口市徐福研究会等，其主要论著有：王大均的《徐福故里新考》（39）、《徐福故址是秦齐郡黄县徐乡》（40）、李永先的《黄县为徐福故里新考》、《徐福故里及东渡的探索》（41）等。
    （三）关于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及其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之事均持肯定态度，认为鉴真的东渡日本把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到了日本，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形成日本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鉴真在日期间是否受到过排挤和冷遇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汪向荣在其文章《鉴真在日本》（42）及其专著《鉴真》（45）中认为鉴真到日本后，开始受到圣武天皇为代表的贵族势力的尊重和优遇，但后来随着贵族势力的减退，鉴真和以他为中心的“新教团势力”受到日本统治阶级中保守派贵族所支持的“奈良旧教团势力”的排挤和冷遇，在经济上和传教条件上受到限制，唐招提寺的经营是惨淡的。
    王金林在其《鉴真在日本受到过“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一文中对汪向荣的上述观点提出商榷，认为日本佛教界在奈良时代并不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新旧教团，鉴真在日本期间不曾受到过朝廷的冷遇，也没有受到过“奈良旧教团势力”排挤和打击。唐招提寺作为私寺，其财政收入远比其他私寺高，与官寺相比，也达到了小官寺的水平。个别的历史事件不能掩盖和取代基本的历史事实（44）。对此，汪向荣在其《鉴真在日本佛教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侧面作了回答。并重新阐述了他的关于鉴真在日期间曾受到过排挤和冷遇的论点及其根据（45）。
    （四）关于明朝时期中日关系史中的“勘合贸易”及倭寇问题
    首先，明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勘合贸易”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勘合贸易说”在国内学术界基本上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又有很多论著涉及这一问题，并开始出现不同的观点。
    目前“勘合贸易说”仍占主导地位。张声振的专著《中日关系史》（46）、赵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47）以及国内大专院校通行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世界通史教材等均持此说。张立凡的文章《试论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明日关系》甚至把这种所谓的“勘合贸易”作为明日关系的中心，认为明朝实行勘合的目的是“保证明朝经济恢复与发展”，因此“明朝是时采取完全开放政策”，其“作用是活跃国内经济，满足国内商品的需求”，对日本来说不仅获利“数倍”，而且“促使国内经济向上”。“勘合贸易”在明日关系中“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48）。
    对此，冯兴盛在其《也谈以勘合为中心的明日关系》（49）和《试论勘合制度的实质》（50）等论著中对上述张立凡等的“勘合贸易说”提出商榷，认为明日之间的勘合制度不等于勘合贸易，勘合船不都是贸易船，勘合乃是一种身份证，证明是官船不是贼船，它不是贸易许可证，来往明日之间从事任何活动的官船都必须携带勘合，而明日之间的经济交流大量的是民间往来。因此，“勘合贸易说”不能成立，而只能称其为勘合制度。曲梅华在其《明代“勘合制度”考》一文中，依据日本高僧瑞溪周凤写的《善邻国宝记》中有关明日往来的记录，详细分析了明朝时期的勘合制度，认为前期勘合船双方都是纯政治性的外交往来，根本没有公平贸易可言，后期日本的勘合船虽经济、政治兼而有之，但明朝方面则和前期比较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因此“勘合贸易说”不符合历史事实（51）。而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也认为明朝时期中日两国不存在所谓的“勘合贸易”，当时的日本是向明朝朝贡，明朝政府颁发勘合和对人、船数目进行限制，既是为了防止商人利用不等价贸易获得巨利，也是针对不断来航增加中国的经济负担而采取的措施，所以“勘合贸易说”不能准确地反映事实，而应称之为“朝贡贸易”（52）。这样，上述的“勘合制度说”和“朝贡贸易说”便逐渐地在学术界取得了有利的地位。
    其次，明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倭寇问题也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特别重视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体组成的一股海盗势力，自明初以来就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不断的劫掠，而以嘉靖、隆庆年间最为严重。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少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戴裔煊在《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中主张对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应从本质上再认识，后期“倭寇”与前期“倭寇”其情况和性质完全不同，其大多数都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城市平民、以及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表现。来自日本的倭寇占极少数，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即中国倭寇）行动是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是正义的革命行动（53）。杨正光在其前引书中也认为后期倭寇与14世纪的倭寇有所不同，组织和指挥倭寇队伍的是中国人，称为中国籍倭寇，除了为首的中国人和附从的日本人外，倭寇的基本队伍中还有不少是当时中国的沿海百姓，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和海盗。对于他们的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具体分析（54）。陈学文则在《明代的海禁与倭寇》（55）和《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56）等论著中仍坚持认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盗为主体，纠集一些汉奸、民族败类在内进行海盗式掠夺的武装集团。明朝御倭战争的性质不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更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王守稼在《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中主张，明朝御倭战争实质上是以明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又以海盗集团和一部分日本海盗为另一方而进行的战争。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57）。看来，要使分歧缩小，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对明朝时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