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间赞助、政府利用说。林明德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一书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朝野各界对待革命的态度并不一致，民间颇多赞助革命，而当政的西园寺内阁则倾向于维护清室。陆军则醉心于所谓“满蒙独立计划”，借以瓜分中国，其目的在于独占满蒙利益，进而攫取内蒙。虽然日本内部意见有分岐，但此时有一共同看法，即认定中国的动乱实为日本千载难逢之机，必须善加利用（87）。
    3.插手革命说。张声振在其前引书中认为，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爆发半个月后，针对辛亥革命作出决议，其精神是保持与列强的协调关系，对南北双方暂取不刺激的方针。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决议受到陆海军的强烈干扰，所以日本政府在亲自策划干涉革命的同时，还通过大陆浪人的力量实现干涉的目的。而受军政双方支持的浪人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则立即从南北双方展开活动，插手革命（88）。
    4.破坏革命说。关捷、赵晓群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凭借其优势兵力和地理条件，勾结中国的地方反动势力，制造混乱，破坏革命，乘机扩大其侵华权益（89）。
    （九）关于1927年日本的“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问题
    日本统治阶层曾于1927年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时局与日本的对策。会议正式公布的文件有《对华政策纲领》，其后又出现了所谓《田中奏折》，即田中首相根据其会议内容的上奏天皇书。其译文于1929年在南京发表之后，传播甚广，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至今仍是中日两国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难题。日本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一文件是伪造的。与此相反，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却一直认为它是确有其物。80年代以来又有许多论著涉及《田中奏折》真伪问题，而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
    1.存在说。易显石的前引书及其《九·一八事变史》（90）、沈予的《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91）、高殿芳的《〈田中奏折〉并非伪作》（92）、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93）、甄容、师堪的《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94）、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95）等论著均持此说。
    2.尚难断定说。俞辛焞在《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一文中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东方会议的部分记录及其附属文件，对东方会议议程的记载逐日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会议所决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日本当局针对当时中国时局提出的新的侵华政策。现传《田中奏折》中所谓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到。但仅就东方会议的内容，下全面的结论还为时尚早（96）。
    3.伪造说。邹有恒在《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97）和《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98）等论著中主张，《田中奏折》不是出自田中手笔的正式文件，应该说是伪件。
    4.体现说。章伯锋在《〈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一文中认为，《田中奏折》的出现与东方会议紧密相关，它所表露出来的“征服满蒙”、“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煽动起来的极端狂热的侵华气氛中，绝不是个别人的思想，所以《田中奏折》是历史的产物。不管《田中奏折》是否出自田中本人之手，它都体现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扩张意志和侵略野心（99）。
    （十）关于“九·一八”事变问题
    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问题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的研究课题。近年来，相继举行了多次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首先，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肇事地点柳条湖，长期以来被误作“柳条沟”。徐建东、王维远的《九·一八事变肇事地名考》一文对此作了考订，纠正了讹误（100）。这一科研成果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肯定。
    其次，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及其是否能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和争论。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统治集团推行大陆政策的侵略事件，但具体是由哪级机构哪些人物策划的，在研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张锦堂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一文中认为，关东军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军部对关东军抱积极支持态度（101）。刘庭华在《九·一八事变研究》一书中认为，九·一八军变是由关东军的少数法西斯军人阴谋发动的，事后得到日本军部和内阁的承认和支持（102）。俞辛焞在《满洲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一书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不同于以往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它不是经过内阁、军部首脑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最后裁决才发动的战争，而是在陆军中央部分军官的纵容下，由关东军挑起的，外务省没有直接参与发动战争的行动。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陆军中央和外务省之间曾直接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虽然这是日本以往战争史上所罕见的特殊现象，但却又是192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政策中双重外交路线的集中体现（103）。郎维成在《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一文中认为，关东军是发动事变的急先锋，军部是事变的筹划者，而内阁则支持了军部的行动。阴谋固然由军部策划，但方针决策还是出自内阁。当时，内阁以“不扩大”的主张来迷惑舆论界，起到了军部用武力所起不到的作用。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军部有其特殊地位，国家实权有时统一于军部，有时统一于内阁，但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代表着日本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