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近代中日首次立约与日军侵台事件及中日琉球交涉问题
    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第一部条约是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该条约中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中日双方互相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吕万和在《简明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认为，该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如果能贯彻执行是有利于中日友好的（58）。与此相反，米庆余在《1871年中日立约分析》（59）和《中日首次立约与日军侵台事件》（60）等论著中则认为，该条约虽然表面上平等，但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的平等。如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规定就有损国家主权。清政府同意在条约中写进这些条款，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反映。而日本之所以同意写入这些条款，恰是想从中国得到这些侵略权益。国内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还有：吴文星的《中日修好条约初探》（61）、王魁喜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谈起》（82）、林子候的《试论同治年间中日订约经纬》（63）等。
    关于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及中日琉球交涉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是由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日妥协，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竟把日本侵略台湾说成是“保民义举”，并以“怃恤”等名义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这实际上等于把琉球人当成日本人，从而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在其后的中日琉球交涉过程中，由于清政府始终未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所以轻易地断送了隶属中国五百余年的琉球国。国内学术界讨论上述问题的论著主要有：蔡学海的《李鸿章与中日台湾番社事件交涉》（64）、梁嘉彬的《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65）、王绳祖的《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和英国的外交活动》（66）、孙承的《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述论》（67）、陆方的《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与李鸿章》（68）、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69）、刘培华的《中日关于琉球和朝鲜问题的交涉》（70）等。
    （六）关于中日甲午战争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争。日本通过战争并取得胜利，成为朝鲜和中国的压迫国家，从而加入了欧美列强的行列；与此相反，中国则由于战争的失败，从而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探索新的救国道路。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著述甚丰，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专著达20余部，论文约180余篇。学者们争论较多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海军力量对比及谁胜谁负问题等。米庆余在《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71）和《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与大陆市场的关系》（72）等论著中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发展为甲午战争提供了物质准备，其军政战略与追求“商业权”的经济战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故而借助战争手段扩大其市场，并力求确保既得利益，推进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基凤在《关于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一文中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其直接契机是1890年开始的日本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这一场战争必然是日本为摆脱危机而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战争（73）。郭惠清在《试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一文中则认为，日本在1894年发动战争不是偶然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日本内部的因素，美国的支持也是日本侵略野心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列强的怂恿和纵容起了助长作用，而清政府的畏缩退让则坚定了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74）。吴绳海、冯正宝在《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一文中则指出，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侵华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尽管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宗方小太郎等日本间谍在战前与战中的猖獗活动则是一个重要因素（75）。
    针对学术界中日两国黄海海战中各有胜负，或中国先败后胜等观点，黄湃在《甲午黄海之战胜负问题新议》一文中指出，北洋舰队的作战任务有两个，在护送运兵船方面应该说完成了任务，但在随时准备对日本舰队作战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遭受了失败。北洋舰队在作战中有生力量损失过大。虽然日舰先退出战斗，但其性质是主动退却，不是因败而退。因此，不能以退出战斗的先后来判断胜负。黄海海战不仅是一次海上的主力决战，而且也是甲午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斗，故而清军在黄海海战中的失败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76）。
    （七）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大陆政策”问题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已开始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其目标主要是侵略中国和朝鲜。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日本统治阶层逐渐形成了一条作为国家政策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即通常所谓的大陆政策。关于大陆政策的历史渊源，不少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封建社会。如米庆余的前引书及其文章《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77）、易显石的文章《试论日本“满蒙政策”的形成与性质》（78）及其专著《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79）等论著皆认为日本安士桃山时代的丰臣秀吉和江户时代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人是日本极力鼓吹侵略中国大陆、夺占中国“满蒙”地区的早期代表人物。米庆余在其前引论著中还将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划分为雏型、形成、实践与发展、崩溃四个阶段，并指出了日本大陆政策形成期的三大特征。
    关于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国内学术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1.“明治初年说”。如万峰在其《日本近代史》等论著中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年即已形成，由明治天皇的“御笔信”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同时还规定了扩张步骤，即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80）。2.“山县有朋说”。持此说的论著主要有吕万和、米庆余的前引论著、周颂伦的文章《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81）等，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形成于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时期，其标志是1890年山县有朋的《施政方略》中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另外，郎维成的文章《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廿一条要求》则主张日本的大陆政策是逐渐发展、逐渐形成的，在1915年《廿一条》之前，其追求目标是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巩固日本的在华权益；其后则是追求在华优势，力图独霸中国（82）。
    （八）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问题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问题乃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
    1.大陆政策继续说。俞辛焞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83）、《孙中山与日本》（84）、《孙中山与日本人士》（85）、《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86）等论著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陆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日本和欧美列强都没有出兵干涉革命，英美是不想出兵，而日本则是想出兵而未能出兵。其共同原因是辛亥革命主要反清而不直接反帝。日本则是由于欧美列强的牵制和其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未能出兵。日本对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两翼。当时，英美支持袁世凯掌握清朝的军政大权，并推荐他任民国大总统，而日本则一直反对和牵制袁世凯上台执政。日本反对袁世凯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南方革命党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并意欲割取“满蒙”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