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整个上半叶，上海的犹太复国组织在上海的犹太社区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对此，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学者）已作了一定的研究，本文从中国（上海）学者的视角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1903年到1929年，是犹复组织在上海建立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犹复活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他们的主张，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犹复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犹复组织，标志着犹复运动已成为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这一发展立即影响了上海的犹太人。当时上海的犹太社区虽然只有数百人，却大多是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其中不少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贾。由于祖先的悲惨离散经历，也因为当时英国对犹复持同情态度，他们普遍表示支持犹复运动，一些人还慷慨解囊资助犹复活动。如当时刚刚发迹的E.S.卡杜里（E.S.Kadoorie旧译嘉道理）就直接向犹复运动提供了捐助。
    不过，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犹复组织的并非卡杜里，而是另一个英籍塞法迪犹太知名人士N. E. B. 埃兹拉（Ezra）。 此人于 1903 年发起建立了上海犹复协会（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并担任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多年。 上海犹复协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三个犹复组织之一（另两个分别在伊拉克和土耳其）。据记载，该组织曾派代表出席了1903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犹复代表大会。埃兹拉闻名于世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创办并长期领导英文月刊《以色列信使》（Israel Messenger 1904年在上海创刊）。此刊直到1941年（除1910-1918年停刊外），一直是上海犹复协会的机关刊物和整个上海犹复运动的喉舌，在中国及远东至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都颇有影响。
    从1903年到1917年，上海犹复运动在形成后的头十多年里无多大建树，只能维持一般的活动，连《以色列信使》到1910年也停刊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整个世界犹复运动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主要表现是：难于获得列强的支持，向巴勒斯坦移民进展缓慢，又无法找到其它复国地点。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犹复组织分裂为亲英美派和亲德奥派，更使各地的犹复分子无所适从。1915年，卡杜里出任上海犹复协会主席，他和埃兹拉等人竭力宣传犹复运动只有与英美合作才能取得进展。
    1917年，在世界犹复组织亲英美派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决定支持犹复。是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籍犹太巨富、 犹复活动家罗思柴尔德勋爵，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①这就是标志英美等协约国列强正式承认支持犹复运动的《贝尔福宣言》。该宣言的发表使世界各地的犹复组织大受鼓舞，自然也为亲协约国的上海犹复协会再图进取增添了动力。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上海犹复协会便恢复了自1910年起停刊的《以色列信使》，并以其为主要阵地发动了宣传攻势。埃兹拉以《以色列信使》总编的名义致信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呼吁他们支持犹复运动。他的大胆行动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三国政府正式表示同情犹复运动。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箓于1918年12月4日致信上海犹复协会主席卡杜里， 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
    同时，上海犹复协会利用一些知名犹太人士和犹复活动家访问上海的机会组织宣传犹复思想的讲演和集会，扩大了影响。1922年，著名德籍犹太裔科学家爱因斯坦访问上海，上海犹复协会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报告会，爱氏在会上作了支持犹复思想的演讲。同年美国妇女犹复组织代表C·格林菲尔德夫人访问上海，1925 年巴勒斯坦犹复组织代表U·本逊博士访问上海， 上海犹复协会也都组织了类似的活动。
    该时期上海犹复运动在组织上获得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随着1917年10月革命后不少俄国人流亡到中国，一些俄籍犹太人也经海参威、哈尔滨、天津等地辗转来到上海。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犹复倾向，因而使上海犹复协会的队伍迅速扩大。这样一来，上海犹复运动内部的阿什肯那济犹太人大增，以前由塞法迪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1920年8月，一份俄文犹复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②在上海出版，表明来自俄国的犹复成员的影响在不断上升。不过，俄国犹复成员在上海犹复运动内部一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后来逐步组成了阿什肯那济犹复团体“卡迪玛”。③相对“卡迪玛”而言，塞法迪犹复成员的团体往往由于埃兹拉的声望而被称为“埃兹拉”组织。其二，在上海犹复成员的努力下、1925年在上海居然建立了一个由非犹太人组成的亲犹复团体，其成员中有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甚至还包括袄教徒和穆斯林，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不多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上海犹复运动还积极支持并直接参与了向巴勒斯坦移民在那里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工作。上海犹复协会成立后不久，在上海就建立了巴勒斯坦建国基金会上海分会（Palestine Foundation Fund in Shanghai），由卡杜里任主席。该会曾募集一笔资金支持在耶路撒冷创建希伯来大学，还出资在巴勒斯坦办了一所农业学校，1920年，上海犹复成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移民定居点，命名为“中国犹太人定居地”。次年，上海犹复成员又在那里建立了第二个定居点。建立定居点的经费大部来自卡杜里家，但其中有一万英镑是上海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捐助的。在巴勒斯坦连续发生阿犹两族的冲突后，上海犹复活动成员们又为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复运动而四处奔走，大声呼号。1929年10月，埃兹拉写了一封致圣雄甘地的公开信，抗议据传甘地等人打算派2 万印度人去巴勒斯坦保卫伊斯兰圣地的举动，发表在《以色列信使》上的甘地回信完全否认此事。同年11月，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之子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访沪， 上海犹复协会派出一个代表团会见了他。小麦克唐纳向代表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坚持《贝尔福宣言》的精神。
    1928年，来自另一个塞法迪犹太大家族的R·E·托依格夫人（Mrs. R. E. Toeg）接替卡杜里担任上海犹复协会主席。次年，托依格夫人和埃兹拉应当时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参加了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灵柩重新安葬仪式，这颇具象征性地显示了犹复活动在上海乃至中国已具有公认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