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29年到1937年，由于受到世界犹复运动内部歧见和争吵的影响，上海犹复运动经历了一个内部分化、改组的时期。一些新的犹复团体的出现，使上海犹复协会不再是上海犹复运动的唯一代表。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犹太移民大量进入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为了安抚阿拉伯人，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限制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措施，因而又引起英犹之间的矛盾。在如何看待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及犹复运动最终目标等问题上，世界犹复运动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以V·贾包丁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为首的激进派坚决反对英国调整对巴勒斯坦政策，主张以暴力手段强行推动向巴勒斯坦移民，最终在约旦河两岸建立一个犹太国。相反，以魏兹曼（Chaim Weizmann）为首的温和派虽然也对英国调整政策不满，却主张尽可能维持与英国的合作，以温和手段实现犹复目标。1925年，贾氏一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犹复修正派联盟（World Union of Zionist Revisionists）， 意指他们决心修正世界犹复组织的路线和政策。1929年，巴勒斯坦爆发大规模阿犹冲突，英国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于次年10月发表白皮书，强调犹太“民族之家”并不等于“国家”，接受犹太移民要注意到巴勒斯坦的“经济吸收能力”。④该白皮书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特别是犹复修正派的强烈反对。1935年，由于修正派与其它派别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修正派正式宣布退出世界犹复组织而另组“新犹复组织”（Ncw Zionist Organization）。
    在上海，来自俄国的犹复成员因其特殊的经历而比较倾向于修正派。还在20年代后期，上海的不少俄籍犹复成员已接受了贾包丁斯基等人宣传的观点，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上海最早的犹复修正派组织是何时出现的呢？仅就手头所掌握的材料看，1929年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名叫“中国犹复修正派联盟”的团体，可能是世界犹复修正派联盟在中国（上海）的分支，也许就是上海最早的犹复修正派组织。不过，关于这个组织初创及早期活动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
    到1931年，世界犹复成员修正派联盟的青年组织“贝塔”⑤在上海建立了分支，上海的犹复修正派运动才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势头。上海的“贝塔”是由来自哈尔滨、天津的一些青年犹复修正派成员创建的，为首的是来自天津的L.科托维契（L. Kotovitch）。最初该组织仅10余名成员，但一年后就发展到近百人，还建立了由中老年人组成的“贝塔之友”。按照“贝塔”的宗旨，上海“贝塔”积极组织成员参加体育运动，军事训练和传播犹太文化的文化教育活动，以此来宣传和实践犹复修正派以武装手段复国的主张。在上海“贝塔”的积极努力下，上海万国商团于1931年正式建立了犹太连，主要由受过军训的“贝塔”成员组成。1932年，该连已拥有士兵101人，军官4名，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具有合法地位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正规军队。上海“贝塔”还直接向巴勒斯坦输送受过军训的犹复修正派青年，上海“贝塔”创始人科托维契本人就于1934年离沪去巴勒斯坦。到1936年，上海“贝塔”约有正式成员400-500人，外围同情者则远超过此数。上海“贝塔”也办刊物，特别是英俄双语月刊《挑战》（Tagar）影响较大，后来逐步成为中国， 乃至远东犹复修正派的主要喉舌之一。1935年，上海建立了修正派全球性组织“新犹复组织”（NZO）的分支。据笔者分析，上海的“贝塔”、NZO和前述“中国犹复修正派联盟”，有可能是同一批犹复修正派活动分子打出的几块不同的牌子。
    当犹复修正派在上海逐步发展力量的时候，犹复运动内部其它一些派别（组织）的分支也在上海纷纷出现。如宗教犹复组织“精神中心党”（Mizrachi），从反对犹复转向接受犹复的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Israel）， 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郇山工人党（Poalei Zion），左翼郇山工人党等都属此例， 但它们的分支大多在上海只是打出旗号，并无什么积极活动。
    虽然该时期上海犹复运动内部出现了这么多派别、集团，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但各派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基本上能做到求同存异。如1930年11月，上海犹复协会召开了抗议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会议，许多修正派人士也参加了会议。同样，在修正派召开的类似集会上也有许多非修正派人士参加。上海“贝塔”组织的许多活动，更吸引了修正派组织以外的各阶层犹太青年参加。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反犹排犹，上海各犹复团体也分别或联合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
    总的来看，该时期上海的犹复运动虽经历了一个内部的分化、改组的过程，但犹复思想在上海犹太人中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
    三
    从1937年到1945年，正是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抗战的8年。在这一阶段前期， 由于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上海犹复队伍骤然扩大，一时间成了远东犹复活动的中心。到该阶段后期，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也使上海的犹太社区面临严重威胁。作为上海犹太人中较有组织的力量，犹复团体成了上海犹太人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坚，并积极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
    1933年后，就有从希特勒德国来的犹太移民陆续到达上海。从1937年到1940年，涌入上海的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犹太难民形成难以阻挡的潮流，总数超过3万人。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告终止。
    在来沪的犹太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是犹复积极分子或同情者，其中不少青年人还是“贝塔”的成员或持修正派观点。即使那些原来并不赞同犹复思想的人，在经历了纳粹如此野蛮的迫害、驱赶和屠杀后，也逐渐接受了犹复的一些主张。因此，犹太难民中的许多人一到上海就参加了犹复组织或各类犹复活动，既希望依靠犹复团体的力量来维持生存，又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寄托。由于他们大都是阿什肯那济犹太人，所以一般都参加了阿什肯那济犹复团体的活动。上海的“卡迪玛”组织本来一直以俄语为主，英语为辅开展活动，但1937年后由于大批德奥难民的加入而成立了一个德语分部。该分部成员均系德奥犹太难民中的犹复分子，负责人是B·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和O·莱温（Ossie Lewin）。⑥同时，“贝塔”也为新加入的讲德语的青年们建立了一个分部，主要以德语开展活动，成员有300多人。⑦1939年9月9日， 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犹复组织--“西奥多·赫茨尔”犹复总会（AZO“Theodor Herzl”），创建人有J·瓦赫特尔（Jacob Wachtel）、O. 科里茨考纳（Otto Koritschoner）等。该组织总部设在虹口，并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立了分部，仅在一年之内就发展会员2000多人⑧，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塞法迪犹复团体和俄国犹复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