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3年达到高潮的拒俄运动中，以留日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成员为主体的新兴知识分子获得了“中等社会”的自觉，他们逐渐放弃了上层路线，力图通过开通和引导下等社会来救亡自强，而中等社会在其中则起着领导组织的作用。①然而，随着《苏报》案的爆发，拒俄运动走进低谷，新兴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进行严肃而激烈的批评和反思，与此同时，他们对下等社会的看法也日趋激进，并表现出对拒俄乃至革命的现实力量的寻求。在中国教育会以抗俄救亡为主旨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中，这一趋向体现得相当明显。尽管《苏报》案后排满革命的声音在报刊上一度有所减弱，然而，此前中国教育会已然成为革命性质的团体，之后这一思路也很自然地会被导入到排满革命的方向。本文试图在这样总体的视野和语境中梳理1903-1904年间《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上的论说，以此为视角来透视和分析新兴知识分子关注重心下移的过程。
    一、“中等社会”之自我批评
    1903年4月，由于沙俄违反先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分三期从东北撤军的协议，到了撤兵第二期拒绝撤兵，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无理要求，包括中国教育会成员在内的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于4月27日和30日在张园两度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并成立了四民公会。与此同时，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锦辉馆集会，随即成立拒俄义勇队，5月2日再次集会时改名为学生军，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开赴疆场。同时推荐特派员回国运动。学生军因遭日本外务省的干预，于5月11日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达到高潮。
    在拒俄运动中，上海的新兴知识分子和东京留日学生起到了引人注目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通过“士社会”、“学生社会”、“中等社会”这样一些概念来自我定位，明确地表达了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当时报刊上赞扬“士社会”、“中等社会”特别是“学生社会”的文字也很多，对此，桑兵的《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一文已有详尽的论述，此不赘述。笔者在这里关注的是拒俄运动走向低谷后新兴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变化。1903年的拒俄运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6月5日《苏报》登出“蔡钧致端方电”，其中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同日又登出《密谕严拿留学生》，称“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之防备”，又云“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要求随时侦察东京留日学生动向，并对回国学生中“行踪诡秘”者，“随时拿到，就地正法”。虽然参加张园集会的人士和东京留日学生中有一些有革命倾向，但1903年的拒俄运动一开始主要仍为爱国救亡运动，如东京拒俄义勇队就曾派特派员联络过袁世凯，上海成立的四民公会也是容纳了革命派、立宪派各方面人士。然而清政府在东北危机中的软弱表现和对拒俄运动的敌视态度，恰恰反过来推动了新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许多留日学生回国，转而企图秘密进行军事活动。同时，《苏报》案的发生，也使得作为上海新兴知识分子大本营的中国教育会进入“中衰时期”，“会员大部散去”②。作为爱国救亡运动的拒俄运动走入低谷，与这两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沙俄原定1903年10月18日为第三期撤兵之日。10月18日过后，沙俄不仅没有撤军，反而于同月28日派兵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各署地，并升起沙俄旗帜。东北形势再次成为中国教育会成员关注的焦点。继《苏报》而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一方面呼吁国人继续坚持“国民之运动”，另一方面则对“自号为国民”的新兴知识分子特别是东京留日学生提出严厉批评：
    吾请以近事言之。前东三省警起，海内外志士奔走呼救，其现象有所谓义勇队焉，有所谓军国民教育会焉，固一世之雄也，而乃如电光，如石火，不匝日而化为乌有。今者俄事急矣，不日且宣战矣，前之即日出发之队今安在乎？西十月十八号撤兵之期，距今将及一月，消息之急于四月者多矣。国民何在？何竟无一人议及乎？第二期撤兵之俄约，日本纷传号外，留学生闻之乃发起拒俄事件。今俄日协商矣，留学生得毋不闻此前之号外而即漠不关心已乎？③
    随着时间的迫近，《国民日日报》感叹：“死期殆已至矣，吾之义勇队既成过去之名词，俄之后黑龙则获新增之领土，谁实为之而至于此，吾不知其国之尚有人焉否也。”④对“号称知时务爱祖国者”的“留学生志士之一部分”的沉寂表示不解：“何以事愈急而声息愈不可得闻也”，“相距亦六月耳，风云之变态不可端倪，而潮流之勇退有如此，亦民族性质之不能解者矣……吾其哀吾国人死之不知其症矣。”⑤这种沉寂乃是亡国的征兆：“故以四月之虚约而扰攘及于全国，而以今番之实行，致惹动各国之野心尽起效尤，以冀割一脔，而通国转异常沉寂。呜呼，国之将亡其现象乃如是！”⑥在《国民日日报》看来，四月间拒俄运动之高涨，“议论之腾涌，心目之怵惕，乃如电光石火之一闪烁而全影皆灭”，“若政府者，吾不论矣”，那些以国民自居的“志士”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国民国民之云云，出于一二狂夫稚子之口，一吓而噤，再吓而哑，故古今之亡国者多矣，未有如此役之奇静而无声者也。”⑦
    如前所述，拒俄运动之沉寂乃是由各方面情势决定的。1903年4月后，留日学生大量回国，招致舆论的普遍批评乃至讥讽。直到1904年4月日俄开战后，《大陆报》仍有文指出：“日俄开战以来，东京留学生之归国者接踵于途，其在留者则是不敢出户，迥异曩昔慷慨激昂奔走号召之态。”并将其与一年前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的表现对比，称留日学生“虎头蛇尾”⑧。不过，正如冯自由后来所追述的，东京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旋闻清廷欲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各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⑨。这应是较为实事求是的说法，故而对《国民日日报》《大陆报》等报刊上面攻击“志士”“学生”的言论不必完全坐实，它们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表达了新兴知识阶层的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态度，这一态度和拒俄运动中对“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完全的肯定和赞扬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这种思想认识和态度上的变化受制于拒俄运动走入低谷这一客观的现实情势，是不待明言的。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新兴知识阶层把他们对“志士”、“留学生”在东北危机这一具体事件上的沉寂态度的指责，扩大到对整个阶层更为广泛的反思和批评。后者只有放在前者的具体现实语境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例如，对“数千盈万之学生，与数十百之知名士，今之运作果何如”⑩的质疑，对“既以中等社会人为变法之枢纽，而中等社会人之本领又止于此（指其变法不能出“办报译书电争”和“运动官场”两途--引者），而毫无绝特殊常之可言”（11）的反思和追问，等等，均可作如是观。至于批评“新党”只会译书办报或道德堕落（如缺少恒心、言行不一、借公谋私等）的言论更是随处可见。时隔一年之后，有人感慨说：“记者尝于一二年前闻学生界有恒言曰，学生者，学堂之主人翁也。又曰，学生者，未来中国之主人翁也。……近日且欲闻此两空语而非可得矣。”（12）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学生之浮沉”。曾有论者在论述新型知识阶层1903年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和社会上对“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的礼赞时，又同时指出：“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13）和本文上述观察基本一致，不过论者没有说明出现这一转变的具体原因，在这里，拒俄运动的沉寂及由此引发的新兴知识阶层的自我反思和批评为此提供了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