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等社会”的自我批评是和对“下等社会”日益正面和激进化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拒俄运动期间，新兴知识阶层在谈到“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基本的立场是以“中等社会”为主导力量，“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中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14）。此时虽也意识到“下等社会”的重要，甚至称其为“一国之主人”，但基本上还是认为其素质低下，有待中等社会提高。（15）而在拒俄运动后，对“下等社会”的评价则开始趋向正面，这里可以举对义和团的看法为例。庚子之后，义和团作为“野蛮排外”的代表，新兴知识阶层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成为国民愚昧无知的象征。拒俄运动中，义和团的“排外暴动之民气”受到了某种有限度的肯定：“庚子之祸，义和团敢犯众怒，辀张狂狡，自取殃咎，为世界羞。有识之士，无不罪之，而其用心犹有足矜者。”但仍有待于新兴知识阶层“以教之，贞其力，养其锐”（16）。拒俄运动以后，对义和团的正面评述日益增多，而且往往和对“士”、“志士”、绅商等“中等社会”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以前者为榜样针砭后者。（17）《大陆报》一篇文章指出，义和团作为“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而能“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非所谓士心发动之所致耶？”所谓“士心”约略相当于“国民意识”，而此种“士心”不能持久，是因为缺少“能助士心之发挥之少数真士”；“然则今日之中国，仅闻有民而不闻有士者，岂真有民无士之国耶？”作者对当时之“士”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虽强名为士，其程度且不及民人远甚。中国之民人，勤勉温良，而志恒发动，为世界人类之优者。而其士人，虚有其表，外强中干，为世界之最劣者，此中国所以为有民无士之国也。既不得为民，而亦不得为士也”（18）。1903年10月，沙俄第三期撤兵之日到达之时，《国民日日报》有感于“满洲问题之沉寂”，痛惜义和团“野蛮排外之思想之日益消灭，奴隶顺民之根性日益滋长。吾非谓甲午庚子两役之可人意也，然以其轻于尝试为此毫无意识之举，乃迭经挫败而其萌永不复生，大好河山坐付他人，通行奴券鬻张转李，此其所为痛苦者也”。甚至说“是故甲午庚子两役，由今思之，吾盖以为唐虞之世”，针对的是“当今之号为志士者”的怯懦与沉寂。（19）而大约与此同时，横滨华商有四十余人入日本籍，《江苏》记者对此事表示愤怒，引以为对比的也是义和团，“去父母之邦，迟迟吾行，此人之常情，而民族之天性也。故虽以北人之愚蠢，且有义和团之暴动，虽以南方之柔弱，且有烧教堂之顽民，其举动一切，固为文明诸国所不齿，而其为种族不畏死之心，则有不可泯灭者也”（20）。当东北危机日益深重，而新知识者转而沉默之时，以排外为职志的义和团成为正面的楷模正是理所当然：“义和团者，世之所谓野蛮暴动而至为可笑者也。虽然，吾即今日日俄一战以观，则深慨此种国粹因误用而失之，以至今日当国民竞争自存之时，而此风竟不复可作也。”（21）后来，《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东北马贼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也是这一思路延伸下的合理产物。
    以上大致描述了拒俄运动后至《俄事警闻》创办前，国内新知识界在东北危机日益严峻之际，围绕“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话题，思想认识变化的一个脉络，以作为下面讨论《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论述的背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如桑兵所指出的，“拒俄运动以后，革命党人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越来越少”（22），但其中原因他没有具体说明。这可能正好与新兴知识阶层的自我反省和批评有关。在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前后，“中等社会”“学生社会”主要都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的，那么当后来需要对其进行批评乃至攻击时，自然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概念了，更为常见的是普通的“士”、“学生”乃至“志士”、“新党”这样贬义的词汇。本节小标题中的“中等社会”也只是在其具体所指--实即新兴知识阶层--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
    二、转向“下等社会”
    《俄事警闻》之前，《国民日日报》曾对东北危机表示高度关注。1903年12月1日，《国民日日报》因故停刊。此时，于9月初自青岛返回上海的蔡元培，于1903年12月15日创办《俄事警闻》，继续关注东北危机：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颇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形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人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23）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上）中的说法（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55页）大致相同。这些都是蔡元培后来的追述，所谓“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并不完全准确，“翻译俄国虚无党人事实”主要是在《警钟日报》1904年三四月间（24），这里蔡元培可能记忆有误。第一期《俄事警闻社广告》称：“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同时在每一期上都登出《对俄同志会广告》，其中云，“同人拟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故《俄事警闻》可以视为对俄同志会的机关报。蒋维乔回忆说：“是年（指1903年--引者）冬，日俄战争，风云紧急。蔡孑民已自青岛回沪。于是共同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日刊，警告全国，一致起而抵御强俄。”（25）无论从《俄事警闻》创办的主旨还是其内容来看，这都是一份关注东北危机、呼吁爱国救亡的报纸，其基本倾向是超越各阶层各党派的具体利益，呼吁一致对俄。（26）
    《俄事警闻》为日报，1904年2月15日终刊，次日改为《警钟日报》，共出73期。根据蔡元培的记述，《俄事警闻》的主要撰稿人为蔡元培、王小徐及汪允宗，均为中国教育会成员。（27）蒋维乔亦将对俄同志会的组织和《俄事警闻》的创办视为“教育会事业之一”（28）。冯自由说《俄事警闻》和之后的《警钟日报》“实继承《苏报》与《国民日日报》之系统”（29），从它们和中国教育会的关系来看，确实如此。
    关于《俄事警闻》的发行状况和影响，现在缺少直接可靠的材料，蒋维乔回忆称“内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购此《新闻》，送茶坊酒肆，供人阅看者”（30），但似乎不应对此做太高估计。马鉴追述蔡元培办《警钟日报》之情形颇详，谈到《警钟日报》的销售情况：“先生最焦急的还不是这些琐碎的事情，却是这报纸的销路。这报只有论文、译件和日俄战事消息，而一般人所爱看的社会新闻却不登载，所以销路不多。”（31）笔者怀疑这里说的其实是《俄事警闻》，《俄事警闻》的主要栏目设有“社说”、“征文”、“要闻”、“外论”、“批评”，“外论”即是“译件”，“要闻”即是日俄战争消息，基本上也都译自外报，内容都与“俄事”直接相关。而《警钟日报》一开始就设有“本埠新闻”栏，且多为与日俄战事无关的社会新闻，为此还遭到读者的批评。（32）马鉴又回忆说，当时“天气非常寒冷，编辑室大而且空，并无火炉的设备。先生每晚总须写撰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33）符合上引蔡元培《自编年谱》中《俄事警闻》论说“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的说法，而《警钟日报》中白话论说比文言论说要少得多。另外，《俄事警闻》创刊至终刊的时间正值癸卯年冬季，也与这里的描述相吻合。综合上述情况，这里描述的应当是办《俄事警闻》时的情形。作者记忆可能有误，不过很多人都将《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放在一起谈论，而且前者持续时间太短，混为一谈在所难免。从马鉴的回忆来看，当时《俄事警闻》的销售情况并不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