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丽泽学院开学之祝词》，《警钟日报》1904年4月17日。
    （1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页。
    （14）杨笃生：《新湖南》（1903年），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15）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16）《〈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序》，《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页。
    （17）关于清末新兴知识阶层对义和团的看法，可参见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00年5月。文中指出，“庚子前后的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从总体上来讲，贬多褒少，忧大于喜”，“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日趋浓厚，他们对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认识的更多，赞赏义和团的言论也骤增”，许多评论“正是1903年前后列强侵略加深之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反应”。这里所说的自然主要是指沙俄对东北的侵略。
    （18）《中国之改造》（续第4期），《大陆报》第1年第8期，1903年7月4日。
    （19）《满洲问题之沉寂》，《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20）《横滨华商入日本籍者四十余人》，《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20日。这件事对新兴知识阶层刺激颇大。《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7日载《保皇会之归化日本》，当也是指此事，因“在日本的商人，大半是保皇党，小半是革命党”，见《告寓日本商人》，《俄事警闻》1904年1月7日，这篇文章也提到日本华商归化日本之事。1904年3月15日《警钟日报》仍提及此事：“自日军胜俄，而倚赖异族之根性益以滋长。学生之与灯游也，商人之贺新舰也，横滨居留者之归化也，恬然不以为耻。”（《争存会之宗旨》）这里的“学生”、“商人”、“横滨居留者”均属广义的“中等社会”。
    （21）服膺子：《追想义和团》，《警钟日报》1904年5月10日。
    （22）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3）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24）《警钟日报》曾于1904年3月24日至4月30日连载《俄国虚无党源流考》。
    （25）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26）1904年1月8日《俄事警闻》“投函”后“本社谨识”称，《中外日报》“以对俄同志会比拟于保皇会国会，可谓拟人不伦，无分别智者矣，本社同人以外祸剥肤救死之不遑，何暇辨此毛发之细事，所谓白刃在前不见流矢也”，可以看出《俄事警闻》的基本立场。《告革命党》（1903年12月30日）、《告保皇会》（1904年1月13日）、《告各书局编译者》（1904年1月17日）等文，主旨都不在判断臧否各派立场之优劣，而是呼吁他们暂时搁置其自身诉求，一致投身到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的抗俄救亡运动中来。
    （27）据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学生黄炎培回忆：“东北边警作，吾师创期刊，曰《俄事警闻》，试令写论说，是为我投文新闻界之始。”见《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词》，《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54页。黄炎培亦曾参与撰稿。
    （28）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29）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36页。
    （30）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31）马鉴：《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05页。
    （32）《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登有某读者“投函”：“《警钟》第三版载上海琐事，鄙意似可不必，似可以此篇幅多刊白话，以警愚顽。”“本社答复”云：“公言良是。《警钟》之载本埠新闻，即第一号社说之旨趣，以为我国之陵夷，实由社会之腐败，而腐败社会之现象则集中于讼案，本埠诸案最新最备，且间有国际私法之关系，聊借以窥各种现象之一斑，故每日全录之，积久亦苦其事多同，徒占篇幅，得公此言决定删去，其新闻之有关系者最录于地方纪闻之尾。”
    （33）马鉴：《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