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引为旁证的还有《俄事警闻》自己提供的材料。曾有读者投函《俄事警闻》，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惜此报未易普及”，并呼吁“阅报诸君，就近鸠合同志，多购数张，每月分数日广送无力阅报之人”（34）。《〈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中也说，《俄事警闻》“限于财用，未能遍布；且于要区，未置访事”（35）。这也许并非《俄事警闻》的谦词，在拒俄运动沉寂下来之后，《俄事警闻》唤起国民的宏大志愿与其并不显著的影响力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对主办这份报纸的中国教育会成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俄何等大事，而其结果不过一《俄事警闻》，且并无独得之新闻能占特色。”（36）而更为痛切的表白与反思则见于下文：
    于是吾党有对俄同志会，冀以联合群流，同赴目的。德薄知疏，不见信任于社会。方事之殷，签名与会者，乃不及二百人。以视日本对露硬青年会，列席三千，政府视若敌国，度量相越，何其远欤？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见，所藉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37）
    在这里，《俄事警闻》被看作一项失败的事业，这表达了新兴知识阶层深深的自责和无力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属于拒俄运动走向沉寂之后新兴知识阶层自我批评和反思的一部分。事实上，《俄事警闻》的内容也延续了这一自我批评和反思的脉络，其对“新党”、“志士”、“学生”的批评和攻击，较之前的言论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俄事警闻》最主要的内容，其“社说”和“征文”栏所发表的《告社会各界书》，即隐含了“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认知框架，文言、白话两种文体的选择亦与此直接相关。第一期上的《本社征文广告》中说，“本社拟为各种社会代筹其能尽之义务，著之论说，以备采择。同人不才，谋虑难周，阅报诸君有熟悉此各种社会情形者，请撰寄本社，当陆续选登。题目如左（略）”，如《告留学生》、《告学生社会》、《告各新闻记者》、《告革命党》、《告立宪党》、《告农》、《告工》、《告马贼》、《告会党》等。以这些题目为标题的文章，构成了“社说”和“征文”的主要部分，而“社说”的分量远远多于“征文”。王学庄分析指出，这里所针对的对象大致分为四类，即新型知识阶层，农、工、商，流氓无产者和官吏，正是沿着三等社会论的路子进行演绎的，第一类人即所谓中等社会，第二、三类人均属于下等社会，第四类人即上等社会。重心在前两者。（38）
    就具体内容来说，一些文章仍表现出对“学生社会”的高度评价和期待，可以看作拒俄运动高潮时期类似论述的一个小小的回声，但更多的却是批评。《告留学生》在赞扬留学生“有热忱有志趣有爱力负未来主人翁之硕望而为20世纪吾国文明一切之母”之后，又对其提出严肃的指责：“就诸君近时之现状观之，则知诸君毫无实力，不过为迂阔不达疏于形势之言论而已。诸君疑吾言之过乎，则又何以政府一口气、公使一电报，即将义勇队呵散消灭也？诸君纵欲自讳，其何以自解乎？”（39）针对的正是拒俄运动后留日学生的沉寂。拒俄运动之后，留日学生回国者很多，《俄事警闻》对此亦有报道，并显然对其持批评态度，称“东京学生社会自得瓜分消息，大为震动”，“目下学生社会狼狈异常，各学校之上堂听讲者寥寥无几，江浙湘鄂之学生因此回国者陆续不绝云”（40）。又以留日学生为例，批评“中国人无恒德”：“中国人素无恒德，既无故作事，不求结果。不然拒俄会之名甚美，何以寂然无闻；义勇队其志甚坚，何以遽行解散？则以不求结果之故也。”（41）在攻击政府压制留日学生拒俄运动的同时，也指出留日学生之软弱：“虽然，留学生听公使之警言，受政府之压力，卒亦驯伏不敢动，倘亦所谓多言论而少成事者欤？”（42）
    《俄事警闻》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留日学生，也指向了国内新兴知识阶层。有感于拒俄运动的沉寂，《俄事警闻》对四月张园集会人士提出严厉的质疑：“诸君窃此荣誉伟大之名也，忻幸之余，无复余事矣。辛丑演说打电，癸卯演说打电，其效果苟何如？其事业苟何如？拒俄会拒俄会，今日俄祸滔天矣，瓜分之祸且因之而至矣，拒俄会何在？拒俄会会员何在？”（43）甚至对中国教育会自身，《俄事警闻》也没有放过：“事急矣！吾望诸君急弃一切不急之业，而认拒俄为唯一神圣之目的。吾闻之：有目的而无手段者，其事无效。诸君之手段以其时考之，则张园之演说、爱国学社之义勇队尚不能济，况默而息乎？……吾见教育会诸君之寂寂无举动，实为大惑不解者也。”（44）
    前面谈到，《俄事警闻》的基本立场是不论各党派的具体立场优劣得失，动员他们都投入到抗俄救亡运动中来，他们在抗俄救亡中的表现，也成为评价其高低是非的最主要的依据。而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在《俄事警闻》眼里，当时都对抗俄救亡持冷漠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俄约之发布非一日矣，在朝大老亦几束手无所措，保皇立宪各党派犹以未抵燕山为藉口，惟革命党则集众叫嚣，欲以文造武，此皆三四月间事也。近顷俄人在东三省，其杀戮视扬州十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已定西迁之策，天子蒙尘，既反于立宪保皇党之所望，异族迭相乘除，一蟹不如一蟹；又与平日革命党所言所行大相枘凿。乃初入之时，驰骤奔命，日不遐给，迨至今日骑虎不能下之际，则高卧酣睡，恒舞讴歌，是岂习之既久，相处若忘耶？……无乃以大事为儿戏乎？世望党派，党派如是；世颂党派，党派日以消灭陨□。谋也不臧，戚自贻之，党派党派，其亦可以已乎！（45）
    留日学生、国内新兴知识阶层以及各党派由于当时在抗俄救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几乎都受到了《俄事警闻》的否定。除了上述所举的例子以外，泛泛的攻击“志士”“新党”的言论更是随处可见。（46）“中等社会”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与此同时，《俄事警闻》把目光投向了“下等社会”，几十篇白话论说即是以他们为对象，试图将其动员和组织到抗俄救亡的事业中来。这也算是《俄事警闻》的一个特色，故有读者称其“有益于下等社会者尤多”（47）。对于工农阶层，《俄事警闻》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说农民“实在有当兵的资格……因为你们是劳苦惯了，并且没有吃鸦片、赌博这种坏习气，所以当兵是顶相宜的事”（48），说工人“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又是耐劳苦惯的”（49），又说小工是“世界上顶有力量的人”（50）。王学庄曾从中国教育会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角度，简单地考察了《俄事警闻》关于工农阶层的论述（51），桑兵则指出中国教育会“比较注重下层社会，主张虚无共产”（52），思路大致接近。
    不过，仅凭《俄事警闻》的白话论说，动员组织工农阶层抗俄的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何况《俄事警闻》在当时并不算有太大的影响。有读者投函《俄事警闻》，认为“贵社特设《警闻》唤起国民，甚善甚善，然欲其大有影响于全国社会，断无其事。鄙意宜设演说会演说俄事……较之报章影响大而为力易”；指出“报纸即用白话，必难普及，而演说可普及”（53）。另外两位读者也不谋而合地提出同样的看法：“吾国民智未开，识字者寡，唤醒国民，舌强于笔。”（54）主张通过到城镇乡村演说来动员民众。《俄事警闻》是否采纳了读者的建议，专门设演说会以扩大影响，今已不可考。但即使能做到这一点，恐怕于抗俄救亡这样宏大的事业亦无多少裨益。《俄事警闻》之作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至《俄事警闻》终刊之时，他们发现，“视普通社会之间，知东三省之存亡关系全国者，犹不能得万分之一，抑何可怜之甚也”（55），“国人之冥然罔觉者，姑不论其所谓深恶痛绝于俄人者，亦束手而无所为”（56）。对俄同志会“不获指导社会之效”，其“所抱之主义，竟不为社会之所赞成”（57）。继《俄事警闻》而办的《警钟日报》放弃了直接动员民众的想法，论题也不再局限于抗俄救亡，而试图通过“社会教育之涵濡”（58），将下层普通民众之启蒙看作一项长期的事业。《警钟日报》不再发表直接面对对象的“告社会各界书”，白话论说也显著减少，应与此有关。
    工农阶层这类普通民众只是“下等社会”中的一部分（王学庄所说的“第二类”对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成为新兴知识阶层心目中爱国救亡乃至排满革命的现实力量。新兴知识阶层所说的“下等社会”，往往多指王学庄所说的“流氓无产者”（“第三类”），也即以会党为主体的秘密社会（59），是带有组织性和准军事色彩的、已表现出或具有潜在的现实力量的民间团体。当新兴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都无法承担抗俄救亡的理想时，会党和马贼作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力量，受到了《俄事警闻》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马贼，作为东北地区实际存在和活动的抗俄武装力量，更是《俄事警闻》直到《警钟日报》持续关注和一直肯定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