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的马贼
    与拒俄运动后许多报刊上的论述相近，《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对义和团基本上也持正面肯定的态度，把义和团的胆识与南方人的文弱相对比：“就是北边那义和团，虽然闹得没有道理，但他那种胆量，我们南边人也是做不到的啊。”（60）认为“己庚之间，义和拳崛起京津，欲以数省之民，与列强相抗”，如果不考虑其受宫廷操纵的因素，那一时期几乎可以视为“民族主义膨胀之时代”（61）。而义和团“其冒险之性质之精神，则固为武事精神教育之要素矣”（62）。所看重的都是义和团不畏强敌、勇于排外的民族主义精神。
    义和团已成过去，《俄事警闻》作为直接面对国民、动员国民的报纸，更关注当下作为潜在力量的会党，后者成为《俄事警闻》极力动员和争取的对象。相比其他“下等社会”，《俄事警闻》对会党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长篇“社说”《告会党》1903年12月20日、21日连载了两期（21日题为《告各会党》，实际上是前一天《告会党》的续载），另有征文《告会党》一篇（1904年1月29日）。《告会党》把当时的会党分成三派：“一派是哥老会，一派是私盐帮，一派是广西的会党。”关于私盐帮（即“盐枭”），有《告盐枭》（1903年12月26日）、《论盐枭之可用》（1904年1月21日）两篇文章。又有文章称：“中国之会党其较著者，关外之马贼，沿江之盐枭是也。”（63）如果将马贼也视为会党的一部分的话，那相关的文章就更多了。除了专论会党的文章以外，其他文章涉及会党的地方也很多。
    《俄事警闻》在谈到会党时，除看到其胆识勇气之外，一般都会强调其组织严密的一面。盐枭“团体是很固的”（64），“能巢窟于沿江上下，煽诱勾结，团体自固”（65）。“吾国会党……组织秘密，法律森严”（66），“党羽充斥，团体甚固”（67）。所有这些方面，让《俄事警闻》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甚至将其比拟于国外的社会党和虚无党（68），乃至认为，“我中国前途之主人翁，舍此辈草泽英雄，将谁属哉？”（69）“中国之主人翁”的荣誉从学生转移至会党，这其间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
    《警钟日报》关于会党亦有相当的论述，特别是对广西和长江会党的关注。1904年7月2日的《警钟日报》登出孙中山在旧金山演说之前洪门所发的《致公堂之公启》，直接呼吁洪门投入排满革命中来。此时，蔡元培已认识到“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并派陶成章等人赴浙江联络会党。光复会之成立与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正值同时，后者与王之春拟借法国军队剿灭广西会党之事直接相关。凡此种种，都显示《警钟日报》对会党的关注与光复会的成立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最足以体现《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特色、与东北危机紧密相关的则是另外一支会党：东北马贼。
    《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上有关东北马贼的材料相当丰富。（70）最早的一篇是《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9日登出的《告马贼》，作为预先设定的《告各界社会书》中的一篇，还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对马贼“不得已做出为非作歹的事来”还是颇有微词。但不久就看出《俄事警闻》态度的变化。针对当时各报对“俄人招抚马贼之事”的报道及对马贼“残虐同胞”的指责，《俄事警闻》转而为马贼辩护：“然使吾国人之所以利用之者与俄人之所以利用之者，其率相等，吾知其必将舍彼而就此。以俄兵之强，尚不能不出于招抚，则马贼之足以梗俄，所不待言。”（71）此后，《俄事警闻》上关于马贼的报道日渐增多，仅1904年2月份25期中，有关马贼的新闻和论说就有13篇之多。即使是报道性的“要闻”，也能看出编者对马贼的肯定和赞赏，更不必说那些论说批评文章了。这些文字对马贼抗俄的事迹作了大量的报道，高度评价其抵御外侮的精神，并将马贼视为“中国也有好兵”的实证。（72）
    《俄事警闻》对新兴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动员并没有取得效果，此时，东北马贼作为实际斗争的抗俄力量，进入到《俄事警闻》的视野中，于是便和会党一起，被赋予了救亡爱国的崇高使命：
    我们天天把俄罗斯侵占东三省的事情告诉你们，请你们大家赶紧设法，……你们也都是不以为然的，没有一个人肯向前做事，弄得我笔也写秃了，喉咙也喊哑了，唉吓，为什么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国人，偌大的新党，原来却是这个模样。……我今不望别的了，依我愚见，现状有力量可以救中国的，还是那北边的马贼及长江一带的会党。（73）
    虽然《警钟日报》对时事的关注不再完全局限于东北边境，但关于日俄战争和东北危机的报道仍然占了相当分量，有关马贼的文字也并未减少。与《俄事警闻》相比，《警钟日报》上有关马贼的内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俄事警闻》主要是把马贼看作现实性的抗俄力量，对其抗俄事迹进行的报道和评述并未脱离抗俄救亡这一具体的现实要求，《警钟日报》的一些文章则超越了这一限制，它们从马贼那里发现了更为超拔的品质和更多的可能性。
    相对于会党的组织严密而言，《警钟日报》更为关注马贼独立自由不羁的精神。《俄事警闻》曾报道过满洲华工投奔马贼事，并称赞马贼“此种不受势力压制之人，真是昆山片玉桂林一枝矣”（74）。两天后，《警钟日报》登出的《马贼之自由》显然是这一思路的延续，认为马贼之所以能“去来飘忽”，令“俄人竟莫如之何”，“其效且胜官军百倍”，“惟以能自由也”。并视“马贼为吾民族之代表”，“吾爱自由，吾不能不爱马贼”。作者由此生发开去，感叹“若使通国皆享自由之利，其势力当更若何增进”（75）。在随后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把马贼视为“北方民心之转机”的表现：“近有马贼渠魁冯麟阁创六合会，应者或数千人，此皆具独立不羁之性质者，草泽英雄，何可轻量哉！又闻奉省华人，近亦各立会党，组成军队，仿地方自治之法，执行事务，官军多有通声气者，势力甚大。假使再遇俄人，必有奋勇接仗之事。”作者“于此设有两种之目的，而欣然冀其必达者，一则报强敌之侵凌，一则脱专制之羁绊也。……马贼乡民，既不受政府之节制，则其合群之心自盛；合群之心既盛，则立于今世界平权自由之舞场，必非数百年前酋长贵族之法律所可统治。但此为他时结果之预言，今尚不能有何效验耳。所最期望者，马贼、乡民，同心共济，勿自为仇敌，则政府无所施干涉之计，俄人无所用其反间之谋，决胜之策，于此可定”（76）。可以看到，对马贼的期待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抗俄救亡（“报强敌之侵凌”），而上升到更为宏大的“脱专制之羁绊”的高度。而马贼的“独立不羁”、“不受政府之节制”，又为这种期待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贼的“独立不羁”正体现了其不依赖政府、“不受政府之压制”的品格。同时期另一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思想之进步，即在于“有识之士益晓然于民族自存与依赖政府之两主义，必不相容，而鼓吹之议论，运动之手段，始有划然不可畔之界说”（77），其论述的逻辑与对马贼“独立不羁”的赞颂暗合。像中国教育会这样具有革命性质的团体早已放弃上层路线，但《苏报》案后排满革命言论一度陷入低潮，《俄事警闻》和初期的《警钟日报》都很少有直接鼓吹排满革命的言论。因此，这里对“依赖政府”的摈弃，对“不受政府之压制”的歌颂，对“脱专制之羁绊”的期许，虽未明言，但也暗示了长期被压抑的排满革命言说即将重新浮出水面。不久，《警钟日报》上就出现了公开鼓动马贼实行东三省独立的文字：“……近日马贼声势之大可知。……但规时审势而为东三省居民计，苟求自立，争会凑泊，诚无过今日也。盖政府已弃东三省，不敢认为国土。……果有阿圭拿度者，乘时崛起，提挈一旅，以张汉帜……固千载难逢之一时也。”（78）从“以张汉帜”这四个字中，当可嗅出久违了的革命气息。
    而在事实上，当时确有革命党人赴东北联络马贼，以图俟机举事。1904年6月份的《大陆报》登出抗俄铁血会檄文，文前称：“抗俄铁血会者，闻由学生社会中有入彼地运动马贼者相与组织而成，日前传檄于满蒙一带。”（79）檄文本身仍是以抗俄救亡为主旨。其组织者丁开嶂后来回忆说：“暨日俄酣战之际，开嶂适游京师大学，与同学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奉天张榕各出关组织革命军。朱创东亚义勇队、张创关东保卫军，开嶂立抗俄铁血会，皆假借名义而为革命立基础也。”（80）1904年8月《警钟日报》对此事亦有报道：“红胡子组织之东亚义胜军及满洲义胜队，近日更形发达，已达两万余人，并有京师某学堂教习前往暗中运动，有同志数人已于前月杪及本月初先后赴某地运动，一切已资接济。”（81）当即指丁开嶂、张榕赴东北联络马贼事。后来宋教仁赴东北运动“马侠”之事更是为人熟知，其渊源也可追溯到《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东北马贼的关注。（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