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钨砂来说。德国1936年从中国进口量为5091.2吨。1937年为8037吨。1938年尽管由于德中关系出现了后退，但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却达到8962.2吨。1939年1月至8月从中国进口钨砂仍近3700吨，相当于德国在此期间进口总量的50％。从欧战爆发直至1940年6月，中国依然是德国的主要钨砂提供者，提供量不少于德国进口总量的40％。⑩所以，保持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德国的经济、特别是对德国的军备工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德中贸易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着德中间的政治关系。这一点从希特勒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上便可清楚地看出来。1936年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第一次访问柏林期间，德国外长牛赖特告诉他说，希特勒本想承认（伪）满洲国，但是考虑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遂决定还要拖一段时间再走这一步。（11）“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曾多次催促德方承认伪满洲国，但德方一直不吐口。1937年底，意大利这个反共产国际协定新伙伴又反复请求：在11月25日反共产国际纪念日这一天，德意一起承认（伪）满洲国。希特勒再次拒绝。他让牛赖特通知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说：“虽然我们原则上已准备承认满洲国，但在承认的时机上我们还不得不有所保留……”当即将离任的日本大使武者小路在1937年11月的最后一天再次催促希特勒承认伪满洲国时，他依然采取拖的办法，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中国能向德国提供对军备工业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一钨。（12）尽管希特勒在对华政策上和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有分歧，但在1934-1936年期间他是支持打开和中国进行补偿贸易的局面的。其重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有德国的军备工业必不可少的矿砂，特别是钨。（13）
    德国向中国的军火出口情况也很可观。根据维尔备忘录的说法，1936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战争器材价值为2374.8万马克，1937年为8278.86万马克，中国是进口德国武器最多的国家。（14）“七七”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不顾日本的反对，依然向中国出售武器。1937年7月22日，日本驻德公使柳井拜访德国外交部政治局局长魏茨泽克，要求德方对德国向中国运送武器一事进行干预，日方还以“没收运抵中国的武器相威胁”（15）。但8月16日，希特勒做出决定：“只要中国方面用外汇购买或通过提供相应的原料，这些物资应继续出口，当然对外应尽量加以伪装。对中国人继续订购军用物资则应尽量不予接受”（16）。8月20日，戈林指示托马斯上校：“以目前的方式继续和中国做生意”（17）。
    当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在德国调停失败之后于1938年1月26日建议德国“完全停止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资”（18）时，魏茨泽克指示说：“利用借口，继续进行”（19）。2月17日魏茨泽克通知狄克逊说，德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一事，自1937年10月1日他下达通知以来，迄无变化。（20）直到1938年4月底5月初，戈林才下达完全不准继续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资的禁令。（21）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备忘录中说，根据戈林5月3日的指示，“从5月底起不得再提供直接战争物资，也未再提供这类物资”。然而，备忘录同时又强调说，有2.82亿多马克的中国战争物资订货尚未交货，其中有2.23亿马克的合同是在1937年8月17日（希特勒有关指示生效日）之前签订的，只有5900万马克的合同是在这之后签订的。废除2.82 亿马克的供货合同实在是捅到了德国军备工业的痛处。（22）
    直至1939年年初，日本驻德大使宇佐美在和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谈到德国仍在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资时，列举了两个实例。维尔则称，两件事中，有一件“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言下之意，他对另一件是知情的。（23）德国向中国停运武器之所以这么难，用陶德曼的话来说，就是“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和日本的重大的经济利益。”
    三、德中间的军事与政治联系
    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在三十年代也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蒋介石为了尽快地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从1928年起开始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最初只有鲍尔等10人，到柯力柏尔时已有27人。（24）1933年夏举行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百多人协助。”（25）到1936年，单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德国顾问就有36人之多。（26）这些顾问几乎遍及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所有要害部门。他们不但担负着军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甚至还参预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指挥。他们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在国民党军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随着中德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和中德军事合作的加强，德中两国的政治关系也日益密切。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党政府，德国政府决定把北京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不久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于是中德政治关系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36年2月，由顾振东等三人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德，访问了德国国防部、宣传、经济、外交、航空、财政、内政、教育、交通、社会、劳工等11个部门，考察了民社（纳粹）党的党务活动、宣传工作、特务警察、青年运动等情况。2月27日，该代表团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同年5月。赖兴瑙将军来华，并代表希特勒向蒋介石赠送汽车一辆、荣誉指挥刀一把，以示德国三军的敬意。赖兴瑙在华参观了不少重要的军事设施，到他返德时，已是秋季。
    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在政治上对由于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干涉西班牙内战等而在国际上陷于十分孤立境地的德国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有可能使德国丧失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也有可能使其丧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仅此就使德国不会赞成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何况情况远远不止于此呢！
    四、追求反共盟友，不满日本全面侵华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希特勒对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来的顽固反共立场是十分赞赏的，很想利用此点来为其反其战略目的服务。而且蒋介石也确曾流露出愿在反共方面与德、日合作的意向。
    1935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汪精卫经过三天商量，搞了一份核心内容为“德、中、日在经济和反共方面进行合作”的备忘录，由汪交给德国的一名叫埃德蒙德·菲尔霍策尔的记者，想通过他来探询希特勒对德国出面斡旋中日关系的态度。菲尔霍尔策尔十月底飞往柏林，将该备忘录交给正在柏林的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柯力伯尔，后者又将此件交给正在和日本武官就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初步方案进行会谈的里宾特洛甫。里氏未言是中国建议，只是就把中国也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事提出来征询日方意见。接着里宾特洛甫和柯力伯尔一起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者表示“他原则上同意中国的建议”。随后，柯力伯尔于11月15日打电报给汪精卫说，希特勒“对中日达成和解有强烈兴趣。联系业已建立，以后如何进行，视我回任所后立即进行的磋商情况而定……元首请求暂不要利用外交渠道。”（27）但柯力伯尔回上海之前数周内，“中日在华北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且日方对德国打算参与调停深表不满，德国不愿危及与日本的关系（28），便在这件事上采取拖延态度，到年底放弃斡旋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