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特勒在这之后并未死心，依然认为还有通过德国调停实现中日和解并将中国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在中日战争爆发几周之前。1937年6月13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时说，德国“在远东决无政治和领土目的”。当谈到苏联时，他说：“由于它继续追求世界革命这一目的”，苏联这个国家便意味着“对世界的威胁”。并说，西欧有布尔什维克化的危险，“所以要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如果说德国在远东搞政治的话，那末，只是由于这一原因”。当谈到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他说：“德国曾在调停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关系时起了重要作用。”他希望，“中日关系也会达成妥协，在一定条件下，德国也有可能出面调解。”（29）特别是战争爆发后，苏联从道义上、外交上坚决支持中国之时，德国越来越担心中国会被推向苏联一边。
    当时，国民党政府也看到了德国的这种担心，便有意加以利用，多次向德方表示，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不得不倒向苏联。7月27 日陶德曼在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向我保证，直至现在，他没有和苏联人签订任何协定，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从现在起，他有了行动的自由。”（30）话虽未直接道破，但意思已很明显。这时，德国开始对日本全面侵华行动表露不满。
    7月28日，魏茨泽克在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行动“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因为它妨碍了中国的稳固，从而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将中国驱赶到俄国的怀抱。”（31）12月29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马肯森责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在适当的场合向日本指出：一旦中国布尔什维克化所能引起的危险。……这样的结果是与反共条约不符的。德国和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共同利益要求在中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32）
    德国为了加强其同英法等国在欧洲抗衡的力量和在亚洲东部牵制苏联，以实现其欧洲日耳曼化的宏伟计划，于1936年11月25日和日本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而一场由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都不会给德国带来好处。倘若日本战败，德国便会在远东失去一个政治上的可靠伙伴。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德国便不能再指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如果日本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便会被日本独吞，从而使德国丧失其一切在华利益；假如日本只是取得部分胜利，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便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得一场日本对苏联的战争被推向遥远的未来，日本便会失去作为自己盟友的意义。这就更加可以说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不符合德国的利益的。
    1937年7月27日，德国驻日武官在和日本有关人士会面时， 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他说：“日本在华北的出乎意料的行动使德国的对华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33）魏茨泽克在致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中说：“日本企图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说成是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反对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协定并不是反对第三国领土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文件。”这份电报还说，“最近，日本针对德国用德语进行无线电广播宣传，总是企图把对中国的战争描绘成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并迫使我们至少在道义上给予同情。我们是不欢迎这种宣传的。”（34）在魏茨泽克7月28日的备忘录中写道：“不能因为德日之间订有友好条约就认为我们必须欢迎或在道义上支持日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和我们双方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35）
    德国政府当时宣称“在远东冲突中严守中立”，“并真诚地希望它（指中日战争-笔者）可能早日和平解决”。可是军火照常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依然留在中国。因此，7月27日，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报告，日本人抱怨说，在目前的紧张状态下，德国顾问所做的有益于中国的工作严重影响日本军官对德国的情绪。（36）魏茨泽克在复电中则说：“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撤回我们驻华军事顾问将明显意味着反对南京，故不能这么做。撤回顾问也许会导致空出来的位子由俄国人占据，这种结果也是日本人所不希望看到的。”（37）尽管日方一再向德方交涉，要求撤回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但这些顾问直至1938年7月，也就是陶德曼调停失败半年以后才全部撤回国内。
    五、陶德曼调停失败
    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是基于德国自身利益的一次正常外交活动，不若通常史论所谓德日法西斯串通一气诱降中国的帮凶行为。德国立意调停的时间也比日本开始决策诱降的时间早得多。早在芦沟桥交火之后不到一周的7月12日，狄克逊向外交部建议，通过华北地方军事长官安排停火来保证德方利用几周时间对中日施加影响，使双方采取克制态度。在此后几周时间里，德国外交部便照此建议安排自己在远东方面的活动。牛赖特一再向中日两国大使建议“要克制一些”。（38）但由于“七七”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美等西方列强皆持“中立”、“不干涉”、“不卷入”的消极观望态度，对日本强盗起到了纵容鼓励的恶劣作用，致使日本态度蛮横、气焰嚣张，声称要“单独和中国周旋”（39），拒不接受第三国调停，所以魏茨泽克只好电令狄克逊不要进一步采取行动。（40）
    然而德国当时仍认为，如果战争行动的继续发展使得日本人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冒的风险，日本国内主张和解的势力便会占上风，尔后便会给德国带来进行调停的机会。（41）果然，1937年10月，日方示意德国出面调停。而当广田弘毅于11月5日正式要求狄克逊向中国国民政府转达七项条件时，希特勒并未同声附和，而是继续表明德国调停的利益所在。11月6日，即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当天，里宾特洛甫就墨索里尼提出的德、意共同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对调停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1.使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2.使日本承担尊重所有外国在华利益的义务。（42）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尽量延迟中日战争的全面进行，是“九一八”后，中日进入交战状态以来，直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日正式宣战，蒋介石主持下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并非仅是汪精卫的一家主张。亦无任何秘密可言。然为不影响抵抗的民心士气，交涉力求保密；而时人和史家激于爱国热情遂指抵抗为当然，目交涉为投降；亦本无可议。再经汪精卫“举一个例”混水摸鱼，蒋氏的交涉也就成了投降的别名，其实无论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声言也好，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也好，确切的解释只能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作出的决议，也依然说在日本“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