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明治启蒙思想家的“实学”哲学还有很大的缺陷，如试图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残存着唯心主义杂质、片面排斥演绎法等，但这些并不能抹煞“实学”哲学的历史功绩。“实学”哲学给近代日本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与近代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旨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归纳方法，为众多的日本人从根本上打开了眼界，起到了重要的哲学启蒙作用。从而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谋求国家繁荣富强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即哲学阶段，促使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思考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借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
    2.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吸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说的思想营养，提出了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例如，西周反对固守旧的社会体制，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虽圣人复兴亦不能易之”。而在福泽谕吉眼里，人类历史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无限进化过程，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是这一进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加藤弘之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照生存竞争规律进化发展的。他把有机体的进化描述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细胞体，如变形虫；第二阶段为复细胞体，如人；第三阶段为复合细胞体，如国家。他们的这些进化发展的历史观点，否定了社会的静止不变，肯定了历史的进步发展。这对于日本当时推行的各种资产阶级改革来说，无疑有着积极的启蒙意义。
    在明治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中，最富合理内涵和启蒙意义的，要首推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其基本思想，大致含有五层意思。其一，文明的涵义和内容。在福泽看来，文明是摆脱野蛮而逐渐进步的东西，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尚而说的。”⑤其二，文明的本性和特点。福泽认为，文明不是僵化的，“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⑥其三，文明的发展过程。在福泽眼里，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按照固有秩序由低到高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由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历史进程。其四，文明的发展动因。福泽十分注重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历史推动作用，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作文明发展的动力，并将智慧视为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五，文明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福泽指出：“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⑦因而，他把文明当作衡量社会历史发展与否的标准。可见，福泽的社会历史观是以文明为核心和中轴的，可称之为“文明史观”。
    福泽的这一“文明史观”，作为日本当时“文明开化”的一面思想旗帜，在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它不但把国家的独立富强视为文明开化的目标，阐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以论证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意义和迫切性，而且还倡导发展科学技术和开发民智，从而指明了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道路和根本途径。当然，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把精神视为文明的重心、夸大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作用等，并未脱出唯心史观的巢臼。
    值得指出的是，明治启蒙思想家们都程度不同地持有“愚民观”。福泽谕吉在谈及维新措施成效不大时，认为“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无知文盲”。⑧而作为官僚学者的西周，则为“人民之愚无可奈何”而唏嘘感叹。在日本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愚民观”还是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的。正是因为封建积习的影响相当广泛，人民的文化水准依然很低，尤其是能够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大为缺乏，所以才需要“文明开化”。但由于它否认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唯心史观，并逐渐起了消极的社会作用。
    3.“天赋人权”的政治思想从近代日本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出发，明治启蒙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政治学说，把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说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基础。在西周看来，上至天子，下到乞丐，任何人都毫无差别地具有私欲，因而追求幸福是每个人自由自在的权利。加藤弘之认为，天皇是人，人民也是人，决无人畜之悬隔。“自由权乃天赋之求安宁幸福的最重要者。”⑨津田真道则指出，“欲望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天性”，所以，爱好自由的欲望，“自由的权利本是我们固有的正当权利，在文明国家里尤为珍贵。”⑩同样，福泽谕吉在政治上也坚持“天赋人权”的观点。他指出，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财产和名誉。”（11）他还把贫富不均的原因归结于有无学问，认为只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反之就会为贫贱。显然，这是在为当时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制造舆论。正是由于福泽的《劝学篇》具有如此重要的启蒙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明治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