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天赋人权”说，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主义等级身分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福泽认为，幕府时代的武士与平民有很大的差别，武士可以作威作福，平民却只能低声下气，这种现象“不合理己极”。他指出，封建社会里称国君为父母，称人民为赤子，这是对人民的侮辱，简直“无礼已极”。加藤弘之也指出，把君民之间视为人和牛马的关系，简直是罕见的鄙见陋说。津田真道则认为，东方的封建社会把自由当作“恶德”，最终必然会扼杀自由本性，使国人形成奴隶一样的卑屈风格。
    依据“天赋人权”说，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主义家庭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其中，福泽谕吉的批判较为深刻和彻底。他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其作用是相同的，只有性别不同，不存在尊卑上下差别。他还严厉遣责多妻和蓄妾的封建恶习，认为这是禽兽、罪人的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的。同时，他又对家长父权式的封建家庭进行了激烈抨击，主张建立以夫妇为中心的独立家庭。这种主张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家庭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依据“天赋人权”说，明治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民主的国家学说。加藤弘之认为，相互结合、相互生养是人类的天性，国家是基于人的这一天性而建立的，应当“以人民为主眼，特定求人民安宁幸福为目的”。（12）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福泽谕吉的见解则要高出一筹。从“天赋人权”说出发，他提出了一种“主权在民”的社会契约观点。他在《劝学篇》中指出：“就主人的身份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订立这样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13）福泽进而认为，人民和政府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政府不能施行暴政；另一方面，人民应当承担国家的所有费用，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这种民主思想，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对于日本后来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最终确立和发展完善，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促进作用。
    在宗教问题上，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大多支持有无神论观点。西周、福泽谕吉、津田真道从认识根源方面，指出宗教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知识有限或愚味无知。加藤弘之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否认“上帝”的存在，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基于无神论思想，福泽反对神权政治和神权政府，把神皇正统、冠绝万邦之说斥之为无稽之谈。西周还提出了政教分离说，认为宗教有害于政治，因而“政治宜早断绝与宗教的关系。”（14）若宗教与国体发生冲突，则须对宗教严加限制。这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宗教的革命性。
    但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明治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既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后天不平等的合理性；既在理论上否定宗教，又在实践上肯定宗教；既主张“主权在民”，又鼓吹国权主义。这种封建等级主义、专制主义的残迹以及对宗教的软弱妥协态度，反映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既革命又保守的政治两面性。
    4.功利主义的伦理道德观适应近代日本摆脱封建道德的羁绊，代之以较为进步的资产阶级道德，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的客观需要，明治启蒙思想家在吸收近代英国功利主义道德思想和法国启蒙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主张。
    第一，批驳封建禁欲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天赋人欲论。
    对于禁欲主义的封建道德，明治启蒙思想家们都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西周认为，那些清心寡欲、无欲无望的封建道德规范，尽管看起来道貌岸然、天经地义，实际上只不过是“桎梏性情而求人道于穷苦贫寒之中”。（15）对于儒家和道家尊仁义恶利富，以及佛教断灭情欲追求涅槃的做法，津田真道给予了尖锐的指责，认为这些都是可笑的消极思想，违反“天理”和人的自然本性。他还把儒家的禁欲道德，视为国家贫穷的原因和人民幸福的障碍。至于福泽谕吉，也把发财致富当作美德，而将轻视金钱的观念斥为“旧习”。可见，他们批判封建禁欲道德的目的，在于揭露其不合理性和反人道性。
    在明治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和世俗欲望，都是天赋的，即出自人的本性要求。西周不仅把健康、知识、富有看作谋求最大幸福的基本手段，而是认为这“三宝”是天赋予人的。津田真道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欲望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天性，是良性而不是恶性，并且是生存所必需的。”（16）他还认为人越是文明开化，欲望也就越大越多。福泽谕吉也说，“爱财是人的天性”，“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和住好房子，都是人之常情”。（17）他们是在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道德的出发点，去论证人追求各种世俗欲望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