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抨击封建等级主义，坚持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
    在抨击封建等级主义上，福泽谕吉表现得最为旗帜鲜明。他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三个方面，激烈抨击了封建等级主义。他否定君臣关系是人的先天本性，指出封建“孝亲”道德是违背“天理”和人情的。对于封建社会称君主为父母，称人民为赤子，他认为这是在侮辱人民，简直是“无礼已极”。他还认为男人女人都是人，只有性别之差，而无尊卑之别，把多妻和纳妾的男人痛斥为“罪人”和“禽兽”。西周对门弟观念、男尊女卑、世俗陋习等封建道德进行了抨击，认为人在追求幸福上是无贵贱上下之分的。他们对封建等级主义的抨击，切中了封建道德的要害，揭露了其宗法等级的实质。
    同时，他们又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西周指出，在人的私欲上，“虽万乘天子、华上族、平民、学者、俗人、侍女、男仆、气丐、小偷，都不存在差别”。（18）福泽谕吉的平等观点表述得更为明确、彻底。他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19）在他看来，就基本权利而言，人是完全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凭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需要。他还认为，所谓万民平等的意义，既指国内人民彼此权力平等，又指各国人民之间一律平等。十分清楚，他们把平等确立为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通过人人有满足私欲的基本权利的主张，论证了人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普遍性。
    第三，鄙视封建蒙昧主义，坚持追求知识、尊重知识的资产阶级道德主张。
    对于封建蒙昧主义，明治启蒙思想家们深恶痛绝。在福泽谕吉看来，愚昧是伴随野蛮的孪生兄弟，它对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极为有害，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障碍。他鞭挞儒教的封建蒙昧主义，认为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使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津田真道也抨击儒学“只说仁义而不讲经济”，造成国家贫穷、百姓痛苦的恶果。西周则干脆把妨碍获取知识的“诈伪”称作“恶魔”，将“愚痴”视为“祸鬼”，认为它既是违反道德的恶行，也是过失和罪恶之源。他们的这些深刻批判，有力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蒙昧特征及其危害性。
    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主张追求和尊重知识。西周把知识列为“人世三宝”之一，认为它是人争取幸福的手段，是“道德之大本”，而且把是否尊重知识视为道德评价的标准。津田真道也十分重视知识的道德作用。他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和指导，“以情克智为恶，以智克情为善”。（20）福泽谕吉则更为重视知识的历史意义。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加以审视，提出了以智为本的智德观，认为知识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的这些论述，指明了人追求幸福、推进文明的基础和手段。
    可见，明治启蒙思想家们的上述主张，实质上是一种以弘扬人欲、实现平等、尊重知识为基本内容，而以利益、快乐、幸福为原则和目的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道德观。由于它具有鲜明的否定禁欲、等级和蒙昧主义的反封建色彩，极力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奉行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因而对于近代日本实现道德嬗变，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起了极为重要的道德启蒙作用。尽管它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如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局部残留有封建道德观的杂质、并未摆脱资产阶级的虚伪性、缺乏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等。
    二、正负价值：明治启蒙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深远历史影响毋庸置疑，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思想旗帜，明治启蒙思想在哲学、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起到了强烈的启蒙作用，积极促进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仅仅是就明治启蒙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启动所起的促进作用而言的。实际上，明治启蒙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远不止此。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于，明治启蒙思想对战后日本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近的历史影响。
    明治启蒙思想对战后日本现代化的深远历史影响，首先表现于它在历史上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扫清了封建主义思想障碍。专制主义、等级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等，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它们在思想上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障碍。明治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科学、民主、平等、人性的资产阶级旗帜，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尽管批判得并不那么彻底，但还是为砸碎封建精神枷锁，解放人们的思想，实现观念更新，以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建立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诚然，战后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占领当局主持实施的外科手术式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但是，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单靠外部的强制，缺乏内部的动因，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情清扫，如果没有他们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战后日本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和成效显著，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基本实现。战后初期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感叹道：“竟然在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那样巨大的改革。”（21）也就是说，日本在战后初期所推行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并没有遇到封建思想意识的强烈反扑，因为封建思想意识已经势单力薄了。用历史目光审视，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治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主义思想障碍的清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