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农奴的劳役量。西欧各地，劳役量差别很大，难于整齐划一。大致说来，在意大利，在勃艮第和罗亚尔河以南的法国，劳役很轻。有人考察认为，契约集（Cortularies）所提到的大多数份地完全豁免了劳役， 而通过强制性劳动耕作的份地则根本找不到。12世纪末叶，托斯坎尼的瓦隆布劳萨的僧侣要求一个农奴一年用牛服役3次，用驴服役3次；另外两次和一些手工义务则从另一农奴征得。在骚西兰吉的奥沃格尼庄园，农奴的耕作劳役一年不过几天。在马康主教的一个庄园，服役份地按劳役的轻重可分为3组。一组为13块，每块每年提供8个劳动日为领主翻耕直营地，另提供少量劳动日从事葡萄园、林地、收割、打谷等轻微劳务。一组为14块，只提供8天的耕作劳役。另一组8块则只抽2或3个劳动日为领主服役。这样一年总计，35块份地共提供220个劳动日。克吕尼修道院有3个庄园全无劳役，其余也仅仅征收轻微的割草劳役。在耕作季节，只从所属村庄借用耕犁。全年总计劳役不过4天（21）。
    西欧大陆的北部，劳役要重些。马尼斯领地的农奴带着自己的牲口每月为领主服役2或3天。另外，在耕作，收获与割草时节还提供一些补充性义务。总计每块份地每年提供55-57天的劳役（22）。这较每周3天或更多的劳役量还是轻多了。
    在13世纪的英国，只有少数地方如诺福克、索福克、剑桥等郡的农奴履行周工义务，数量通常为2天。在约克、肯特、康沃尔等大多数郡里，劳役很轻。1279年，在沃维克郡两个百户区的43个村庄中，只有极少数人履行重役。四分之一以上的居住区则完全没有劳役，仅有不多于10％的居民履行周工义务。另外，有些劳役仅仅在文件上作了规定，实际中并未履行。据地方官和法警的调查，履行的劳役仅仅是文件规定的一部分，通常是很少的一部分（23）。
    劳役量每周达3、4或3、4天以上者，仅见于极个别地区，且限于一年中的个别时间，如收割季节。即使在这样的地区和时间内，农奴也非终日劳作。贝涅特考察了12、13世纪英国的劳役量后指出，周工通常是一家中的一人干规定日子中的部分时间。如果打谷，一天的任务一般为2蒲式尔小麦或一夸脱黑麦；如收割， 则为半英亩庄稼，割草通常为一英亩。而年迈的劳动力一天至少能割2英亩小麦（24）。
    劳役通常分为无偿与有偿两种。无偿劳役仅占总劳役量的小部分。英国边地农和茅舍农的无偿劳役通常为每周1天或2天，此外，领主都给予一定的报酬。有偿劳役中有帮忙一项，它最初是在领主的请求下，维兰同意提供的，以后逐渐形成了惯例。帮忙一般在农忙季节进行，包括收获、割草、剪洗羊毛等，届时，领主照例置办丰盛的酒菜和充足的食物。萨塞克斯郡一个庄园的实物租税清册中记录了农奴帮忙用餐的情况：以自己的犁为领主帮忙两天，可吃鱼、肉，饮啤酒。用自己的牛帮忙者可在领主家中进餐。凡帮忙收割小麦者，其午餐可食用小麦面包、牛肉、乳酪和汤，晚餐可用面包、乳酪和啤酒（25）。巴尔特修道院的院长甚至允许帮忙的农奴带一同伙到修道院用餐。此外，还可获得其他小惠，如从领主处牵走一只羊，带走一捆草或领取一笔款。由于待遇优渥，大多数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宁可抛弃对自己庄稼的管理，到领主直营地上帮忙。在稍后的历史中，他们甚至拒绝豁免“帮忙日”。
    物质生活按法律规定，农奴必须用一半的劳动时间为领主服役，此外还必须向领主缴纳沉重的实物、货币地租，这样看来，农奴的生活极其凄苦，简直无法维持。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呢？
    吉恩·布鲁克尔考察了13世纪英国牛津库科斯汉姆村（Cuxham）维兰的财产占有状况。他认为，该村维兰每家拥有12英亩土地，一所住宅、一头奶牛、一头猪、一匹耕马和若干家禽（26）。科斯敏斯基依据百户区卷档推算了13世纪英国中部6郡维兰的土地占有状况：拥有15英亩以上者，占维兰总数的62％；8至15英亩者占9％（27），约30％的维兰占地不及8英亩。利普森考察认为，13世纪典型的维兰占有一维尔格特（Virgate）土地，其面积因地区和土质的不同而存有差异，但最少不低于15英亩，最高可达80英亩，一般则为30英亩（28）。布瓦松那认为，农奴的份地通常很大，“在阿尔萨斯，它平均为30英亩；在德意志，为20到180英亩；在英格兰为15到30英亩；而在特殊情况下则为50英亩，这是法兰西和其他地方的通常面积”（29）。库科斯汉姆的维兰占有的土地数量显然居中下水平，而其担负的劳役租税却很重，除每周提供两天、且在收割季节另外增加的无偿劳役外，还须缴纳奴役性租税，但生活却并不算贫困。布鲁克尔指出，他们的收入不仅能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之需，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不会借债。有些甚至雇人帮工（30）。据此，大致可以认为，其余地方的农奴的物质生活会更好些。再与自由人作比较。按科斯敏斯基推算，占有8英亩以下的自由农民占其总数的47％，而类似的比例在维兰那里仅是约30％（31）。这也是西欧大陆自由人与农奴占有土地比例的一般状况。然而在负担上，“农奴所付的捐税，在固定之后，一般低于自由人所付的捐税”（32）。这样看来，农奴的生活水平似乎不会低于自由农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法律规定下的农奴近似奴隶，实际状况中的农奴却接近自由人。
    三
    一般情况下，法律的制定迟于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意即，一定的社会经济现象出现后，才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它进行规范和制均。所谓“迟”，是指二者一先一后，先后相连，不是脱节。但是前文所述西欧封建法，不仅仅与西欧封建社会经济现象相脱节，而且简直是背离。何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法律。
    西欧封建法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建立起来的。蛮族的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阻断了罗马法由奴隶制性质向封建制性质的转化。从5世纪至10世纪的500年间，西欧社会大体经历了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并存继而融合的过程。早期，日耳曼人以罗马法治罗马人，以日耳曼法治日耳曼人。这时制定的罗马人法如《西哥特罗马人法》、《勃艮第罗马人法》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因袭了罗马法。在制定罗马人法的同时，日耳曼统治者也聘请罗马法学家作指导，对自己的习惯法进行编纂。这些法典虽然没有全盘接受罗马法精神，却也受到它的直接影响，有些甚至直接采用罗马法的某些条文。晚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杂居和民族的同化，罗马人法与日耳曼法逐渐融合，出现了既适用于罗马人也适用于日耳曼人的共同法或混合法。它仅仅把罗马法和日耳曼法机械地结合在一起，而几乎没有顾及奴隶制经济与封建经济转化，封建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