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了增加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我们知道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是对准我们的”，因此，“我要决定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27）。苏联《外交史》也说，“苏联曾不止一次地建议美国撤除设在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但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28）。所以苏联就通过在古巴设置导弹，使“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以此施加压力来迫使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这在赫鲁晓夫1962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得更为明确：“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贵国代表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29）。这是一种筹码。而在柏林等敏感问题上给美国施加压力，迫其就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随着导弹在古巴的设置，极大的压力就能施加于柏林（问题上）（39）。苏联在非正式讨论中坚持把柏林问题同古巴问题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苏联要用导弹作为杠杆，迫使美国人对苏联的主张作出让步并撤出柏林，以达到过去在柏林和日内瓦对美国施加压力所没有达到的目的（31）。
    （四）赫鲁晓夫的个性对在古巴设置导弹决策的影响在作出把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岛的决策时，赫鲁晓夫本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为人好冒风险，图新求变，但感情易冲动，莽撞而又反复无常。这种不稳定个性早在1960年秋他在联大的“皮鞋外交”和柏林危机中有所反映，并导致了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轻率、不谨慎和缺乏预见性。他错误地低估了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古巴的苏联导弹可能做出的反应。“把肯尼迪当作一个说话强硬而行动怯懦的弱者”，认为“美国本身‘过分自由主义，太开明了，因此不能打仗’”（32），甚至谈到肯尼迪时这样说：“我怎么能同一个比我儿子还年轻的人打交道呢？”（33）他还认为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危险。猪湾事件、维也纳会议和柏林墙似乎证实了他的这些想法。他相信“苏联能够安然无事地在古巴设置导弹而不会受到美国的断然反对。”（34）他看到了他想要看的东西，而且极度轻视不调合的证据。他“并未预见到如果导弹一旦被发现并通过正式渠道将这些情况通报给肯尼迪时，肯尼迪将会作出怎样的反映。”（35）事实是赫鲁晓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既导致了导弹的进入古巴，又导致了导弹的撤出古巴。
    美国采取封锁政策的决策分析从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获知在古巴有苏联的进攻性导弹，到10月20日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以迫使苏联撤出其进攻性导弹为止，那个后来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各抒已见，几经争执，终于选取了偏好度最大的方案--封锁决策。
    （一）不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国防部长麦克拉马纳认为，美国已经长期生活在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内，“导弹就是导弹，至于你被从苏联发射的导弹或从古巴发射的导弹杀死，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36）并认为，如果把苏联这次在古巴部署导弹看得若无其事，我们就可以防止他夸大导弹的重要性，因此，不必采取行动。肯尼迪说：“最坏的事情将是无所作为”（37），认为如果美国接受了苏联的这一步，那么下一步就会接踵而来。他关心更多的是这些导弹对全球政治均势的影响：“他们这样做，就能在政治上改变力量均势，会给人以改变均势的印象，而人们的印象却是有真实价值的。”（38）他认为美国不能示弱让步。
    （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行不通前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和卢埃林·汤普森曾敦促肯尼迪进行私下谈判，“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试用这种办法。”（39）当时供选择的外交行动是呼吁联合国或美洲国家组织建立观察小组；举行直接同赫鲁晓夫谈判的最高级会议；以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作为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导弹基地的办法。肯尼迪认为让联合国辩论这个问题会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过程，赫鲁晓夫可以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在此期间却将变得确实可用。同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则是不现实的。另外，尽管在土耳其部署的朱庇特导弹已经陈旧过时，但不能在危机期间撤除，否则就会被盟友和敌人说成是“在压力下的让步”。肯尼迪认为以撤除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甚至还会引起一种慕尼黑心理（40）。总之，“在此刻进行谈判的想法，会被看成我们承认自己心虚理亏和在军事态势上的软弱。”（41）谈判之路就此堵死。不进行公开的谈判也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以做到出其不意，从而削弱苏联的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