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委会进行采取何种措施的决策讨论中，肯尼迪虽然开始倾向于空袭，但他总是不断究诘，“步步紧逼”，使大家原有的看法和意见也逐渐改变，以寻找最佳的可供选择方案。他总是努力让执委会的成员们对各种问题和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自由而坦率的讨论。为此，他决定不参加执委会的所有会议，因为“总统如果在场，人们的个性不免要有所改变，甚至那些个性很强的人也往往会提出一些自以为总统愿意听取的建议。”讨论中不分职别，地位高低，“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54）可以说，执委会成员的意见没有一个是从头到尾始终如一的。他们考虑了整个问题，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对各种不同的前景进行评估。同时人与人的冲突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讨论集中到手头的问题上。肯尼迪还经常和级别较低的顾问保持个人接触。这样，“尽管时间很紧促，尽管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诱惑力很大，总统关于导弹危机的最后决定还是遵循了一种比较公开进行辩论的程序。”（55）肯尼迪“没有在极不一致的意见之间进行选择。他只是认可他的顾问对每一种可能性进行充分的探讨以后达成的意见。”（56）正如肯尼迪本人所言，“如果我们在星期三，即最初的24小时内，就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我们或许不会作出如象我们最后所作出的那样慎重的选择。”（57）换句话说，就不会有既排除了导弹又避免了战争的结果。
    在一经确认封锁较之其他方案有更多的优点，而且“看来是缺点最少的”时，肯尼迪就断然作出了封锁决策。既使如此，他还是考虑在行动的同时，也不让他的对手失去退却的机会（58）。在以后的公开对抗中，他总是冷静而准确地估量，敏感地校正对危机的控制和对力量的灵活使用。他要求在行动中千万不能出差错，为此亲自掌握封锁的每一个细节，具体可以登上哪艘船进行检查和在什么情况下登船都得由总统来决定。他指出，“在所有这一切中，巨大的危险和风险就是估计错误--判断错误”（59）。“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60）。因此，他在每个阶段都让对手有时间去进行深思熟虑和重新考虑问题。他谨慎小心地不迫使对方作出“痉挛性”反应，或是断其退路。
    根据以上对苏美两国关于古巴导弹决策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苏联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盲目性、冒失和危险，缺乏必要的预防和后续准备。因此，当它一碰上美国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作后盾，具有可战可和灵活性、主动性，并实施全面周密的封锁决策时，就显得力不从心，措手不及，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核战争，走上退却之路。因此，决策的理性化、程序化及切合实际是决策成败的关键。
    注释：
    ①［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②③《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20、21页。
    ④［美］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63页。
    ⑤（38）（57）《总统公文汇编：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1961年版，第23、898、889页。
    ⑥《纽约时报》1959年5月29日。
    ⑦［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0页⑧⑩［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13、633页。
    ⑥（14）（15）（16）（20）（51）Richard J·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F·Kennedy,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2, P104, 105, 116, 104, 115, 123。
    （11）（17）［英］D·C·瓦特：《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1页。
    （12）（50）［美］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350页。
    （13）（41）［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17、550页。
    （18）（24）［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8、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