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俄的不妥协态度，劳合·乔治与协约国代表紧急磋商，一致决定组成联合阵线向苏俄施加压力迫使其在债务问题上让步。4月15日下午，协约国向苏俄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明确的建议”。其中表示考虑到俄国的经济状况，可以在苏俄承认债务的基础上削减战债的总数、利息的偿还也可以削减和延期。但同时强调绝不接受苏俄的反要求并表示在私人债务方面决不让步。这份建议实质上是向苏俄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劳合·乔治指出这份建议是对苏俄的一个考验：“如果俄国给予一份否定的答复，俄国问题就此结束；如果是赞成，他们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32）因此，当苏俄代表提出先讨论未来合作的意愿时，遭到了劳合·乔治的断然拒绝，他说：“这样做是浪费双方的时间并会制造出一种本不存在的可能达成协议的假象”。（33）最后，协约国同意给苏俄代表三、四天时间，以便他们就协约国的新建议与莫斯科联系。
    阿尔伯蒂别墅的会谈没有获得结果，但造成的局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利于协约国的。因为由于协约国的联合压力，苏俄代表团已被迫到了一种难堪的境地：要么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据此解决债务问题，要么丧失这次难得的机会。英国代表团对这种强硬策略的效果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苏俄顾及国内经济的困难，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曾担任会议记录的汉基在次日致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打赌说他有六分把握俄国人将接受协约国的建议。（34）
    然而，被逼入绝境的苏俄代表团不但没有束手就范，反而另辟蹊径，于4月16日，即阿尔伯蒂别墅会谈后的第二天，与德国代表团在热那亚的近郊拉巴洛签订了一个事先经过准备的双边条约。宣布两国彼此放弃对对方的债务要求，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致力于今后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
    拉巴洛条约的突然缔结打乱了协约国的如意算盘，热那亚会议的形势随之发生了逆转：西方与苏俄之间以戛纳条件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消失了。4月17日，英国代表团外交部代表J·D·格雷格里向外交部报告说：整个会议的形势“已被苏德条约所改变”。（35）意大利外交部长尚策尔也指出：“条约削弱了（协约国）与俄国会谈的总体地位”。（36）这是由于拉巴洛条约改变了苏俄此前的孤立、被动处境。难怪格雷格里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就这样在谈判之初即已丧失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机会”。（37）
    面对拉巴洛条约造成的形势突变，劳合·乔治为了保住会议不中途破裂，一方面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消除条约的干扰，一方面继续尝试与苏俄的谈判。鉴于联合压迫苏俄让步计划的破产及苏俄谈判地位的迅速改善，劳合·乔治不得不另觅他途。由于事态的发展与会前的构想相差太远，故劳合·乔治制定的以有条件的法律承认换取苏俄全面让步的计划落了空，而且内阁在会前对英国代表团的种种约束也使得劳合·乔治无法在给予苏俄政治承认的思路上展开手脚。所以唯一可试的办法即利用苏俄的经济困难以提供援助和信贷的允诺来诱使苏俄让步。
    4月24日，劳合·乔治向法国代表巴都提议“应有一个非正式的有关可以给予俄国多少援助的问题的讨论”。（38）同时，他让专家起草了一份致苏俄的照会草案，草案中罗列出欧洲各国可以为俄国经济重建提供的各种物资和设备，宣布了所需条件，即“一旦在俄国的财产使用权交还它的原业主及债务被承认，这些必需品的出口即将开始；一旦信用开始恢复，资本将输入俄国”。（39）劳合·乔治称这个草案是“摆脱政治困境的最好方法”。此后4月26日--5月2日英、法、意、比等国连续举行私下商谈，最终在英国草案的基础上于5月2日通过了一份对苏俄的新备忘录。
    5月2日备忘录是英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策划的针对苏俄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外交努力。英国代表把这一备忘录称为对苏政策的“新方针”。尽管这个所谓的新方针大谈协约国为苏俄经济的复兴所能提供的一切援助，但其实质仍然坚持协约国在阿尔伯蒂别墅会谈时所提的要求，即苏俄必须全面承认所有外债，只不过这次它是以苏俄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的形式提出的，不象阿尔伯蒂照会中那样直接了当，气势汹汹罢了。因此，5月2日的备忘录是不可能为谈判地位已因拉巴洛条约的缔结而极大改善的苏俄所接受的。
    果然，5月11日，苏俄在答复协约国5月2日备忘录的照会中语气强硬地驳斥了协约国的要求并拒绝承认旧俄政府的债务和归还私人财产；坚持只有在互惠对等的原则上才能承担上述义务。强调“对俄国人民来说，任何不能以实际利益补偿其让步的协议，都是不能接受的”。（40）
    苏俄5月11日的照会最终使劳合·乔治的对苏政策彻底落空了。他看到：“在接到这个文件后试图与俄国在热那亚达成完全协议已毫无用处，继续讨论条款和条件将只能是浪费时间。”（41）既然关于俄国问题的谈判已经失败，那么以此谈判为基础的热那亚会议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后热那亚会议虽然又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直至5月19日才闭幕，但实际上不过是英法等协约国为欺骗公众舆论，竭力掩盖会议的失败而进行的拖延罢了。
    三
    热那亚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会议。5月20日，会议闭幕第二天，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俄-德条约以外，会议几乎毫无结果”。英国《泰晤士报》甚至把会议称为“无所事事的痛苦的可以引以为戒的实例”。（42）并断言：“无论如何，热那亚会议的这种暗淡的和装模作样的了结不会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43）
    不仅如此，倘若我们把热那亚会议的预定日程与实际实施加以对照的话，便会发现它不但是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而且是一次中途夭折的会议。1922年4月10日进行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安排大会日程时设立了政治、经济、财政、运输四个委员会分别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政治委员会主要负责解决俄国问题，即西方与苏俄的关系问题，它是另三个委员会的基础。因为协约国把解决俄国问题视为复兴欧洲经济的第一步，故政治委员会能否取得实际成果直接关系着能否按西方的意愿恢复欧洲的经济，换句话说，即俄国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着热那亚会议的成败。然而，直至5月19日大会结束，作为整个热那亚会议计划的前提的俄国问题也未能获得进展。虽然在其他的三个委员会中曾达成过一些协议，但此刻这些协议却因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而失去了实际的价值。因此，号称为重建欧洲经济而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实际上在没有触及正题的情况下便草草收场了。如果形象地把热那亚会议比作一艘通往经济复兴这个预定问题的远洋巨轮，那么它的结局就是这个庞然大物刚刚启锚，还未驶出港口便在俄国问题上搁了浅--它根本就没能进入航线。
    造成热那亚会议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应归因于会议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英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失误。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英国的如意算盘是抓住苏俄战后国内经济状况恶劣，尤其是抓住1921年秋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饥荒后急需外援的时机，在会上通过外交途径压迫苏俄与西方重建以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欧洲、复兴资本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