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语言学
    《西字奇迹》由利玛窦著。万历二十三年（1605年）刻于北京。在汉字旁注拉丁字母，便于学汉语读汉字，这是最早注重汉字注音的书。
    《西儒耳目资》由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著。天启六年（1626年）张问达出资付刻。此书是文字学书，包括形、声、义三者。书名《西儒耳目资》，意为西人攻读华文之便，耳以听字之音韻，目以视字之拼合（即以西字码拼成字之声），可谓合中西方法以研究中国文字，当时文人学士视为奇书而惊异之。此书区分音类，拼音方法简单，免除反切之困难，依声分类，依形分类，便于检查，开近代工具书之先河。
    （七）音乐、艺术
    《西琴八曲》，利玛窦译著。利氏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入京朝觐时贡品中有铁弦琴一把，明神宗很喜欢，命内臣学习演奏，并询问西洋乐曲，利氏译《西琴八曲》以进。庞迪我神甫善音乐，在宫中传授。
    《律吕正义续编》，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德里格（意大利人）译编。《续编》是《律吕正义》一书的第五卷，论西洋乐理，着重于五线谱之编制及用法说明。德里格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入京在宫廷供职五年，为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传授西洋乐理，当时采用的是“乌、勒、明、法、朔、拉”六音，半音只用“法”而无“t”，今乐中七音“d、r、m、f、s、l、t”即由六音而来。
    西洋绘画、雕刻、建筑艺术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张庚在《国朝画徵录》中说：“明时有利玛窦者……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像。神气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兼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即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西洋绘画对中国绘画产生极大影响，明清间大画家董其昌，曾鲸等在创作中注重写真，并借鉴了西洋绘画阴阳向背的画技。西洋画师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京，卒于乾隆三十一年）在清宫廷画院长期供职，他溶中西绘画为一体，作品甚多，收入《石渠》一书。西洋建筑，以澳门为例，自明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开始在那里建洋房，张汝霖在《澳门纪略》中描绘道：“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工丽相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所建教堂有罗马式，圆顶穹隆；有哥特式，塔尖耸空。西洋建筑艺术风格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等地居民有模仿西洋建房者。清代最宏丽的建筑圆明园，宫殿多用西洋模式，虽于咸丰十年（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毁，从遗址犹可看出建筑物的西洋风格。
    （八）哲学
    《裴录汇答》、《空际格致》由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著。高氏东来之前曾在米兰教授哲学三年，来华后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于中国，宣传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的哲学思想。
    《名理探》，萄葡牙传教士傅汛际与李之藻合译，共10卷，为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始。
    《西学凡》，艾儒略著。刻于天启三年（1623年），是一部欧西大学所授各科课程纲要，分六科：文科、理科（哲学）、医科、法科、教科、道科。
    三
    明清间来华的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中西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对中国的近代化曾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应予肯定。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的结尾这样写道：“旅人九万里远来，愿将以前诸论，与同志繙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三百年前来华耶稣会士这种热心介绍西学的精神是值得嘉许的。但是，明清之际传入的西学在中国并未植根就被中断了。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科学技术诸如天文、历算、物理、化学等重视不够，视为“末技”。他们所重视的是如何加强其统治的“治术”，他们所提倡的是封建的麻痹人民的“理学”和“汉学”。因此，尽管有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开明官吏和学者积极引进西学，但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至于当时一般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终日辛勤劳动仍处在饥寒交迫中连学习封建文化的机会也没有，更谈不上对西学的接触，这是西学在明清间传入而不能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学在明清间传入未能植根就被中断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实行了“禁教”和“闭关政策”。
    康熙末年，在华天主教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传教士为争夺在中国的地位互相攻击。耶稣会士汲取利玛窦的传教经验，认为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多明我会、方济格会则表示反对，说这是以教义作交易。双方争执不下，诉之罗马教廷。罗马教皇格列门十一指责耶稣会的观点，并借此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教皇于1704年订立“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并派使节铎罗于1705年到北京。康熙帝拒绝罗马使节的要求，将铎罗押解澳门，囚死狱中。教皇格列门并不死心，1720年再派使节嘉乐到北京，康熙帝召见嘉乐及在京的十七名传教士，并在嘉乐带来的教皇“禁约”教谕后面硃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⑤，嘉乐被驱逐出境。雍正帝即位，信奉喇嘛教，1723年正式下令禁止天主教。乾隆帝对天主教更严加取缔，并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实行“闭关政策”，传教士介绍西学的活动亦被中止。
    “闭关政策”是一种排外的消极的防卫政策，并不能阻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相反这对中国自身却是一种禁锢和束缚，对内它窒息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对外使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因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中国隔绝。这样的结果，使本来并不落后的中国与欧美诸国拉开了差距，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顾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时也应记取“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排外、媚外皆不可取，自尊、自强切不可丢。只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而又善于汲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中国定会以较快的步伐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