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在，让我们着重讨论一下群体本位文化和个体本位文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的问题。因为以群体为本位或以个体为本位，直接发源于作为最深层的文化层次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他众多的文化现象的发生都与此相联，而中西文化比较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文化现象的异同，也都发源于此。
    如前所述，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漫长时期，无论中国和西方，人们的制度和观念文化都是以群体本位为主的。这是因为那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或以氏族、村社为单位，或以家长制家庭为单位，每个单一的个人的生产和交往能力极其微弱，不可能成为独立谋生的主体，因而不得不结成以强制性的“人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种种共同体以谋生存；与之相应，在较高层次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内，也不得不结成同样具有人的依附关系特征的强制性的共同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资本论》第1卷94-96页、第3卷890页）。 这样就形成了以群体本位为主的文化，而且它构成了一切处在小生产和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参见《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第19-20页）。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各民族的同样是以群体本位为主的文化，在具有共同性的同时，也还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来源于各自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不同特点。就中西比较而言，这种不同特点的起点，的确需要追溯到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最初主要在雨量偏少而且季节分布极不均匀的黄河流域耕耘生息，水旱频仍，肥沃开阔而又易遭游牧族侵袭，使得先民们唯有依靠大规模的高强度原始协作维系群体的生存。古籍中“益烈山泽”、“禹疏九河”的记载，卜辞中“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记载，《诗经》里“命我众人，庤乃钱镈”，“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等等记载，都表明那时不但垦辟林莽荒原、疏导河流渠道之类的大工程要在“王”的号令统率下实行大规模集体协作，就连田间阡陌沟洫的开凿，农具的制备，以至耕耘收割的劳作，也是由各级公社共同体的首领指挥监督“众人”、“农夫”们集体进行的。我们的祖先在没有铁器耕牛的情况下，主要是靠着这种原始的氏族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比西方许多民族早一两千年进入了文明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耕牛的使用日渐广泛，个体家庭的耕作逐渐居主要地位，然而大规模的抗旱防洪工程和巨大的防御压力仍然使我们的祖先不得不结成庞大的高度集中的共同体，以维系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这就使得整个上古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浓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特征（参见拙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第94-96页）。因此，上古中古时代的中国人比同一时代的西方人具有更为浓重的群体本位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古代的西方人生活在十分不同于黄河流域的环境之中，他们生息的大多数地区降雨量较为充足，而且季节分布较为均匀，那里的原始森林极其茂密，在广泛使用铁器和耕畜以前很难大量垦辟为农田，而丰饶的水草却使他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这使得他们经历了比我们的祖先漫长得多的野蛮时代。山山水水又把他们的栖息地分隔成一些相对零散的小块，这些条件使他们即无必要也无可能组织象我们先民那样大规模的原始协作，从而也未形成象古代中国人那样大规模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组织。而且，当他们使用铁器、耕畜进入农耕文明之时，个体耕作已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个体家庭拥有比中国先民较多的独立性，贫富分化也日趋显著，氏族共同体也就日趋松散而较快解体。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进入农耕文明时带着浓重的野蛮性和较强的个体家庭的独立性，这使他们在形成国家以后保持了较多的原始民主遗产。这种种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上古中古时代的西方人的群体本位文化具有许多不同于中国的特征，主要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共同体远不如中国先民那样高度集中统一，那样庞大，那样强固的家族血缘联系，也就从未形成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三纲五常”之类的文化观念与社会体制。也就是说，上古中古时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虽然都处在以人的依附关系为总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群体本位文化之中，但就个体对群体的依附程度而言，前者较后者更为强固。这种差异不但反映在各种制度、体制和系统的文化观念中，也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中。如中国人的姓名由族名一辈份名一个人名组成，许多西方民族的姓名由个人名一教名一族名组成；中国人表述日期的顺序是年一月一日，许多西方民族的表述顺序是日-月-年，中国人表述自己的乡籍住址的地名顺序也是从大到小，许多西方民族的表述顺序则是从自己家门起由小到大地外延。我不能肯定别的民族的此类表述顺序都具有相应的文化涵义，但中国人的这类表述顺序具有把个体服从全体、小局服从大局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涵义，似乎是可以肯定的。